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地球科学家和带着“中国标签”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且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与矿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

　　矿床学研究要为找矿勘探提供理论基础与指导，因而决定了它的研究热点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密切挂钩。

　　总体来说，我国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及相关工作的人数众多，但顶尖人才匮乏，很多经费都用在重复性工作上，因而取得的一般性成果多，引领性成果少。

　　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研工作与找矿勘探这两个过程相对过于独立，科研人才和生产人才的能力全面性不够，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人才流动机制。

　　科技工作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去行政化”，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科学家们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对于矿山企业等生产单位的地质工作者来说，能否提出、思考并解决科学问题，是决定其所站高度的关键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是否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如今，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中，更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和国际化的视野来解决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

　　矿床学研究工作是整个找矿勘探过程中最基础也是最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以各类矿床的成因机理、物质来源、矿体特征、控矿因素、分布规律及成矿动力学背景等多方面对象为研究内容，详实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成矿过程认识，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找矿勘探和开发利用。

　　当下，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更高的国际化视野，并且将研究工作置身于“找矿勘查的大环境”之中。近些年，随着地球科学领域的国际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化，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地球科学家和带着“中国标签”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且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与矿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

　　那么，这些差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国的矿床地质工作者又该如何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矿床学研究应该如何与找矿勘探联系得更加紧密？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采访了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主席、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毛景文。

　　作为当今我国矿产资源学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毛景文在其从事矿床学研究、勘查及相关工作的将近40年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认识，主要针对大型矿集区和找矿预测、成矿动力学背景以及成矿过程开展了深入探索。同时，通过对国内外典型矿山展开对比研究，毛景文提出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在业界影响巨大，这不仅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地球科学的国际学术地位，也为生产单位的勘查宏观部署提供了依据，从很多方面开拓了找矿新方向。

　　“搞矿床的人都应该学会思考，不管你是在生产单位还是在科研单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毛景文表示，目前我国的科研工作和生产实践结合得并不紧密，甚至有些脱节。“矿床学是诞生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过程中的一门学科，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结合与不结合的问题，它们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

　　作为长期从事矿床学研究和找矿勘查的科学家，毛景文也对矿床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地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尤其是矿山企业、地勘队伍等生产单位如何更好地以科研促生产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诸多建议。

　　毛景文：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概念是相对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热点。矿床学研究要为找矿勘探提供理论基础与指导，因而其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研究热点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密切挂钩。就近些年来说，全球矿床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斑岩型铜矿床。作为目前全球铜矿中最重要的矿床类型之一，斑岩型铜矿床以规模大、储量高、常伴生大量有用组分（金、钼等）为主要特征。此类矿床的工业价值十分重要，因此它一直都是全球众多矿床学家的研究对象。

　　二是“三稀”金属资源，即稀有金属、稀土金属和稀散金属。这一类矿产资源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所必需的功能材料、结构材料，由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稀缺性特征，也越来越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

　　三是氧化铁型铜-金矿床。此类矿床具有规模大、品位高、元素多、埋藏浅和易采选等特点，因此其成矿理论研究和找矿勘查工作在近20年来备受国内外地质学界所关注。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实用性和合理性可以与很多较为成熟的经典矿床模型相比，随着此类矿床成矿理论模型的不断完善和找矿勘查工作的深入进行，完全有可能为人们寻找新的矿床类型和开拓新的找矿领域提供思路。

　　毛景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现今的矿床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较传统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突破：首先是更加精细化，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精密仪器的普遍应用（如矿物微区测试、包裹体流体和固体的原位测试、放射性同位素精确测年技术等），让人们可以较为精确地量化研究矿床的成因和时间问题；其次是规模化，新的研究手段和全球化的研究课题让科学家可以集中优势研究矿床和成矿带，并将成矿事件与整个地球动力学演化事件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在大的时间、空间框架中更合理地考虑区域成矿问题，为找矿提供方向；再就是模型化，通过大范围的研究和类比，尤其是针对一些典型矿床的精细解剖研究后，建立矿床、矿集区和成矿区域的不同尺度的成矿和找矿模型，并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提升、丰富这些模型，这对于人们理解成矿机制和指导找矿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毛景文：近些年来，我国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让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们与矿业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

　　总体来说，我国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及相关工作的人数众多，但顶尖人才匮乏，很多经费都用在重复性工作上，因而取得的一般性成果多，引领性成果少。从科学家自身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项目来源和要求的局限，研究方向和地区不断变化，因而深度不够。不像国外某些顶尖科学家那么“专一”用几乎一生的科研时间去研究某一个矿床类型，甚至是某一个矿种中的一个类型矿床，例如，造山型金矿（而不是所有金矿类型），因而他们得到的认识更细致也更深入，所取得的成果往往起点高，影响大，甚至在全球具有震动性和引领性。另外，在科研管理方面，一些旧的体制和机制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科研管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滞后。

　　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界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在探索科技改革的问题，我认为科技工作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去行政化”，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科学家们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当然，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相信这个过程会稳步推进。

　　毛景文：近些年来，矿床学理论研究成果对找矿勘查的指导作用越发凸显。随着地质找矿工作从地表露头逐步转移到找隐伏矿，找矿突破难度日益增大，这就更需要矿床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得到规律性认识，建立矿床模型，并以此指导人们更好地发现新的矿床。

　　据我个人了解，在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矿业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相对成熟的国际矿业科研生产系统里，并不存在科研与生产是否紧密结合的问题。矿床学是一门诞生在矿业生产过程中的学科，最开始就是地质工作者在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过程中，不断碰到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技术。因而，思考研究和付诸实践只是整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国外的一些矿业公司或是科研机构里，很多工作人员兼备较高的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其中不乏众多国际著名的矿床学家，他们的“身份”可以是矿业公司的总地质师、总经理，也可以是某些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有时候这些“身份”之间还可以互换。

　　在我国，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独立的过程，这种情况产生的弊端往往是“搞科研的不懂生产、搞生产的不会科研”，因此才会有“把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迫切需要。

　　毛景文：这与矿业人才的培养环境和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国外的培养模式相对自由，并且十分注重对思维模式和生产技能的训练。对于很多人来说，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到矿山参与生产实践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他们往往在学习之初就会到矿山实习，在遇到困难或问题后，又回到学校进修理论知识，而后又到矿山继续工作，如此往复几个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已经具备丰富的科研、生产经验的高级矿业人才，会根据矿业市场环境的好坏来选择自己的“位置”：在市场好的时候就职于某些矿业公司，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又会到学校学习或任教。

　　在这些“角色变换”的过程中，这些人通过自身的“流动”，可以最大程度地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他们本身又是具备科研素质的，因此在工作过程中也会不断思考新的科学问题并寻求答案，因而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记者：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矿床学研究与找矿勘探相结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毛景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研工作与找矿勘探这两个过程相对过于独立，科研人才和生产人才的能力全面性不够，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人才流动机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因素，也有客观实际情况。地质工作者长期工作在野外，条件差、待遇低，不少人一生大多数时间就工作在某一个或两个地区，以至于眼界不够宽阔，知识面较窄；在市场好的时候疲于奔命，更没有时间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干的都是“熟练活儿”，很难主动提出或思考科学问题，甚至有些队伍找到矿了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很多地勘单位发展受阻，科研水平无法提高，更无从谈及科研与生产结合的问题。

　　在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方面，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共同进步，从很大程度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仍然作为评价其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在我国，虽然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的分工不同，但评判的标准却是单一的，因此在很多单位出现“为了科研而科研”的现象。由此以来，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人员大多忙于采样、测试和写文章，不少人只会写文章，到野外很难合理认识地质现象，更谈不上指导找矿勘查。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就职于科研院校或者生产单位的地质工作者，很多人可能离开了现在的工作主体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也无法像国外那样建立起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毛景文：地质科研工作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每一个地质现象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和新的东西，因此地质工作者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用心去思考，这也可以说是新形势对地质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无论是在科研单位还是生产单位，会干活的人只能被称作“地质匠”，会思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

　　对于矿山企业等生产单位的地质工作者来说，能否提出、思考并解决科学问题是决定其所站高度的关键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是否能真正与国际接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很多矿业公司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是民营、国有还是合资企业，它们不断学习借鉴矿业发达国家一些成功的管理、发展模式，十分注重对综合型矿业人才的培养，也十分注重对于科学问题的探索。

　　如今，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中，更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和国际化的视野来解决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根据主体对象的不同，我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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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层面，国家应该给予科学研究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并从宏观角度保障生产单位、勘探单位、科研单位的基本发展平衡，促成建立各个单位、层次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对矿业公司、地勘队伍等生产单位来说，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聘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到公司就某些科学问题开研讨会、做培训，提高技术职工的科研素质。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或者困难，要积极引导技术职工主动去思考，并邀请相关专家到现场提供技术指导。要实现这一点，要求生产单位必须从薪水、假期、工作条件等多方面为技术职工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形成“生产实践-遇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以此来提高找矿效率和生产水平。

　　对于矿床学家来说，不要以在实验室写论文为最终目的，一定要去找矿勘查一线，要尽可能去更多的矿山，以扎实的野外工作来丰富自身的认识和经验，多与顶级科学家交流，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在圈子里的影响力。在生产企业工作的地质工作者，企业也应该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他们到国内外典型大型矿床进行实地考察，多跟科学家交流，思考理解矿床的成因机制以及采矿理念和技术，结合自己的工作培养自身的科研-生产思维模式。

　　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是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近些年来，我国的地勘单位、矿山企业等非科研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化的矿床学术会议，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理念正在发生变化，这与整个大环境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有很大关系。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国际矿床地质协会（SGA）、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等学术组织也会将很多由其主办的会议安排在我国，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在矿床学研究领域和矿业领域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也为我国的科学家和地质工作者更好地参与国际沟通、交流、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

　　记者：您刚刚强调了矿业人才的培养体系问题，您认为怎样的人才才能算是优秀的人才？

　　毛景文：现在的地学研究和矿业发展都需要综合型的高素质人才。我们可以把现在的青年人才大致分为科研型、生产型、管理型三个大的类别。这三个类别的人才能力各有侧重，行行出状元，对其评价的标准应该有所不同。

　　毛景文：在我国现在的矿业人才培养体系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很多，但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我们的教育方式也不够灵活，很多情况下仍然是采用“填鸭式”灌输知识。我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去找矿勘查一线，包括到矿山实践，企业可根据他们在实践中的工作量发放薪金，大家一道提升年轻人的学习兴趣，教会他们学习方法。这样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他们都可以一直保持思考和学习的习惯，在这一连续不间断的学习思考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年轻人应逐步养成具有国际化的视野，要多参与国际交流，到更多的地方工作，开阔自己的视野。在选择自己的研究、学习方向时，要学会如何去选择导师和平台，不能一味追求导师的名气，要选择最符合自己兴趣和自身发展的专业。在参与国际交流时，我们的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因此一定要下功夫把英语练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机会出国学习深造的人，要积极主动地与当地人交流学习。

　　在国家政策层面，除了必要的鼓励措施，还应以制度保障人才队伍的稳定发展，尽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想做的科研工作。此外，不能把基础研究推而广之，要追求创新而非简单的复制，应尝试建立多层次、多方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毛景文现任中国地科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和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目前兼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主席、国际经济地质学家协会（SEG）理事和国际矿床地质学会（SGA）理事。除此之外，他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等多家学会任职，同时担任《矿床地质》主编，《Ore Geology Reviews》、《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和《Acta Geologica Sinica》的副主编。

　　在过去15年中，毛景文连续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执行了国家“973计划”的第一个矿产资源项目《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区预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多项国家重点基金项目，以及多个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调局的地质找矿、地质调查项目。

　　截至目前，毛景文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SCI收录100余篇，以第一作者在国际SCI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先后出版专著11部；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4项和二等奖4项，并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等，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等荣誉称号。

　　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期间，毛景文一直致力于建立中外矿床学界和矿床勘查领域的交流合作平台，并使这个平台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今年8月19日，第十四届国际矿床成因大会将在昆明召开，作为大会主席，毛景文表示：“当今，矿产资源的寻找与勘探越来越多地依靠于矿床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本届大会将会成为矿床学家们知识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将会积极地提升对成矿作用、成矿规律的认识，也将会强有力地促进找矿勘探工作理念的进步，推动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高找矿勘探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