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体育官网新闻生产是新闻学的重要研究术语和领域，是传统新闻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来说，新闻生产指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经过加工形成新闻产品的过程。新闻是新闻生产者有意识加工的产物，新闻生产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过程[1]。然而当新闻业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冲击使产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生产景观、惯例、规则、文化、节奏、关系等出现裂痕[2]。本文追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可以用新闻生产这个概念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业运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生产的内涵和实践逻辑，厘清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变与不变，还要结合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活动的特征展开分析。在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概念的研究是一项基础工作。自主概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自主概念也来源于对世界各种类型新闻学概念的反思批判、吸收借鉴与改造转化，来源于对其他学科概念的迁移、转换与运用”[3]。基于此，本文对新闻生产这个基本概念展开讨论和分析，以期提供一些新的思索和参考。

　　一般认为，新闻生产在狭义上指新闻从业者对具体信息的采集、筛选、加工和发布等实践活动；而在广义上，新闻生产也指涉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组织规范与工作协调，乃至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模式或新闻生态。从历史来看，新闻生产研究要远远晚于新闻业和新闻实践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前，对新闻生产端或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主要关注新闻内容和传播效果方面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后，有研究者开始思考哪些因素决定了“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开启了对新闻生产端的研究。比如利奥·罗斯腾（Leo Calvin Rosten）曾关注记者的社会背景、职业认知是否会对新闻选择和报道产生影响[4]，该研究与戴维·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对“新闻把关人”[5]的研究一道拉开了新闻生产研究的帷幕。这些早期的新闻生产研究将新闻生产简化为个体记者的实践行动，将研究重点放在“规范的个人主义”[6]层面，陆续推出关于记者的研究成果，但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

　　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意识到新闻生产是个复杂的社会行为，不只依赖记者个体的工作。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发现新闻编辑室中存在社会控制，报纸出版商才是新闻内容的把关人，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确保只有符合新闻生产组织政策的新闻才能过审[7]。曼弗雷特·鲁尔（Manfred Rühl）将新闻业置于组织化社会系统的编辑语境下，对新闻机构的生产流程而不是记者个人进行经验研究[8]。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一批学者纷纷关注新闻媒体组织内部结构、权力运作对记者工作和新闻生产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新闻室民族志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新闻生产研究的“黄金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更加重视新闻生产的社会建构范式，还出现了新闻生产研究的认知心理学取向等新的视角。研究者们关注新闻生产中的异质性和记者的解读空间，强调新闻生产对具体情境的依赖[9]，以及新闻工作者的既有倾向性对新闻决策的影响[10]。

　　此后，在数字技术广泛介入新闻业的背景下，新闻生产研究出现实践转向。如，丹尼尔·莱弗（Daniel Ryfe）开始关注新技术如何改变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组织运转，研究记者在工作中如何应对新的技术应用造成的冲击[11]；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Pablo J.Boczkowski）则深入阿根廷的两家网络编辑室，研究互联网给新闻编辑室的生产文化、组织实践带来的改变[12]。

　　迈克尔·舒德森曾将新闻生产研究分为政治经济学、文化或人类学和组织社会学三种路径[13]，后又修正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力量共同形塑了新闻生产[14]。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看，既有的新闻生产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视角：一是微观视角，关注新闻的生产程序；二是中观视角，关注媒体内部的组织实践；三是宏观视角，关注新闻业与社会系统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互动。

　　新闻生产研究的微观视角聚焦于新闻工作者个体的性别、心理、职业认知和实践等方面对新闻选择和内容特征的影响。比如，新闻叙事、新闻报道污名化、新闻报道中的认知框架等问题就属于新闻生产研究的微观范畴。微观研究重在揭示记者和编辑在新闻价值的鉴别、新闻判断、新闻来源选择和新闻故事的构建等方面的行动及其影响。

　　新闻生产研究的中观视角重在剖析新闻组织系统运作中的权力关系和科层特征[15]，研究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过程[16]。新闻生产研究的社会学路径、文化研究路径大多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分析。新闻生产社会学试图对媒体内部的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描述和分析，关注编辑室内部的体制架构、劳动分工、制度与权力关系、新闻常规等对媒体内容生产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新闻生产研究的宏观视角则侧重考察传媒组织的新闻生产过程与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关联性，重视组织外部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制约。对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研究大体属于宏观视角。通常认为，在西方社会的新闻业运作中，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消费文化的影响，新闻生产日益变得迎合大众、走向娱乐化和浅薄化。媒体机构的政治立场也会影响多元声音的表达[17]，使新闻内容体现出系统性偏见。

　　总体上，不管是采取怎样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主要以大众媒体机构的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为中心，将新闻生产等同于媒体组织的职业活动，形成了新闻生产研究的大众传播和职业解释框架。从概念内涵来看，“新闻生产”这一概念揭示了建立在工业逻辑基础上的传统新闻生产活动面貌，需要对其展开进一步分析和批判。

　　从18世纪到20世纪，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社会形态，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伴随着技术对生产力的解放和资本扩张对社会生产的加速和放大机制，文化生产也很快走向工业发展模式。“工业逻辑”指代企业或行业在生产、经营和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市场化导向等以盈利最大化为指导原则的发展模式[18]。换言之，工业逻辑是对投入产出比及其效率的极致追求。

　　文化生产的工业逻辑也意味着文化生产的标准化，文化企业开始吸收借鉴制造业所形成的一套相对完善的现代劳动组织形式、资本运作模式和生产管理方法[19]。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文化企业在生产、运营、管理等方面呈现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包括对生产流程的优化、对组织结构的设计、对员工的激励和管理等，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集约化经营、市场化管理，提高市场竞争力。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文化企业存在一定的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和内在规律，强调规模经济、分工协作、标准化生产等原则，以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中强调工业逻辑是一种生产方式，而非对具体产品的加工模式，工业主义与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工作地点之间存在关系，“工业主义不可能完全是一种‘技术现象’”，更是“一种人类社会关系组织”[20]。

　　工业逻辑不仅造成了复杂的劳动分工，也构建了现代社会的新秩序。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的有机团结走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在对现代文化生产的批判中，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批判文化工业是一种通过组织化的生产过程、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标准化的内容产品进而“统一”受众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者对固定程式的遵循超越了对内容本身的重视，事物的个性化和特殊性被泯灭，文化生产趋向标准化，文化的使用价值完全被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代替[21]。

　　20世纪中期，当西方学者们将研究的视野投向新闻生产端之时，西方社会的新闻机构已经在资本的运作逻辑之下得到迅速扩张，完成了企业化、工业化、资本化的转型。大众传播媒体凭借专业的人才队伍、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垄断的渠道优势，把控着新闻内容的生产方式和话语权威。可以说，新闻生产研究及“新闻生产”这个概念正反映出新闻业运作的工业逻辑，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新闻生产方式的标准化、常规化。塔克曼在对新闻编辑室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为确保内容的质量和一致性，新闻工作者的内容制作会遵循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格式[22]。事实是新的，技巧则是不变的。在对报道程式的不断重复中，新闻工作者高效地将日常生活中个性的、无序的、杂乱的信息组合成常规化、模式化的新闻报道，甚至形成特定的叙事框架和新闻框架，进而影响新闻报道的角度和呈现方式。

　　二是新闻生产过程的流程化、制度化。媒体组织内部为达到预期目标，会不断厘清工作职责、优化生产流程，并使其制度化为一定的新闻常规，实现对新闻工作的控制，约束新闻工作者的生产实践。媒体内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新闻素材的收集到新闻内容的写作、编辑、发布，都有明确的步骤和标准，类似工业生产线的流水操作。记者、编辑、管理者、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等职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以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为目标。

　　三是新闻生产管理的组织化、现代化。参照福特制的工厂运行模式，新闻媒体采用科层制的组织管理办法，确保各个部门之间的高效协作。在组织力量的作用下，具体的部门行使某种特定职能，成为整体商业规划中的一个环节，部门之间权责明晰，又相互协商配合，齿轮般环环相扣，共同维护媒体组织的有序运转。

　　四是新闻工作和产品的系列化、周期化。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机构通常按照固定的节奏（一般是每天、每周或每月）进行新闻生产和发布，新闻生产的节奏是周期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时间与新闻发布的时间保持同步。新闻内容除了包括日常新闻报道和突发新闻事件外，也会包含一些仪式性新闻事件、媒介事件，如重要节日报道、重大活动等，这些新闻内容按照一定周期被报道出来。

　　五是新闻生产的规模化、市场化。媒体机构面向市场进行新闻生产，以利益为最高追求，这是新闻生产在工业逻辑主导下的典型特征。受此影响，新闻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会被精心设计，新闻产品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具有娱乐性和商业价值，以迎合受众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此时，广告收入成为大众传播时期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新闻产品的受众规模是评价新闻生产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广告投放的重要因素。

　　六是新闻生产规范的专业化、职业化。大众传播时期，生产是一种行业性的职业隐喻，意为“经过社会化、组织化的转换过程，而使原材料成为一种新的而又具有先定形式的行为或结果”[23]。其中，“行业性”“社会化”“组织化”等限定词昭示着“生产”将个人行为排除在外，“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是一种排他性的专门技能，隐含着对专业技能的限定和要求。基于此，新闻生产几乎等同于专业实践，在相对封闭的场域中展开运作。

　　不难发现，在工业革命和西方现代性的背景下，大众传播时期的新闻生产具有明显的工业逻辑特征和商业文化色彩。然而，中国新闻业的实际运作却呈现出独特的实践特征，形成了既具有一定新闻生产色彩但又不同于工业逻辑的总体面貌。

　　从媒介体制和新闻工作实践来看，中国新闻业是中国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新闻活动、新闻事业的统称，事关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大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党初期中国人创新性提出“大宣传”观念，开展革命宣传活动起，新闻工作就成为党的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24]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整体价值取向，即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体目标保持同步。与西方新闻生产活动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传播业并不以工业逻辑为唯一的生产导向，也不以商业利益为最终追求。中国的新闻生产活动鲜明地体现了双重属性，传承和发展了“群众办报”“开门办报”等优良传统。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兴办报纸杂志，就怀有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理想抱负，具有家国天下的文人情怀，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程中，新闻从业者也往往被视为革命的一分子。在改革开放之前，新闻从业者在身份角色上被视为国家体制内承担“思想工作”的文化干部[25]，肩负多重使命任务。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媒体开始“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改革，职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新闻生产活动也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工业化色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新闻研究中的“新闻生产”概念被译介、引入国内，成为研究新闻编辑部和新闻媒体的重要概念与研究视角。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语境下的新闻生产研究蓬勃发展，除了受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影响外，还受组织社会学研究路径影响，侧重关注经过市场化转型之后的专业媒体场域的新闻生产实践，回应中国语境下的新闻生产特征。如研究发现，中国媒体机构内部的新闻生产在采编流程、劳动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等方面也遵循一定的工业逻辑，但更加注重平衡传媒经济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26]。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在融合发展转型过程中，新闻编辑部的生产流程、运作方式、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新闻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资源也被用于解释这一新的现象。

　　然而，我国新闻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总体上依然鲜明地体现出以社会效益为首位、以国家发展为目标、以服务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新闻媒体在属性上依然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社会事业机构和文化机构特征，新闻媒体要肩负耳目喉舌、守望社会、文化传承、正面宣传、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职责使命，这也对新闻生产活动做出了限定，要对资本可能影响新闻生产活动保持相当的警惕。可以说，在新闻生产概念和理论挪用的过程中，产生于西方工业语境下的新闻生产概念本身就不能涵盖中国新闻生产活动的全部面向。比如，如果将新闻生产框定在媒体层面或行业维度，就会掩盖掉诸如“农村俱乐部”“读报组”“农村广播”等诸多本土化、更多元生动的新闻生产传播实践[27]。

　　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信息不对称的传播格局，突破了新闻生产传播的职业限制，形成了由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等共同构成的新新闻生态系统[28]。以工业逻辑为特征的传统新闻生产活动正在发生变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新闻生产方式和形态的创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用户在社交平台自发形成的热点成为当下媒体内容生产的核心关切[29]，新闻内容的再生产和再利用成为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突出特征。“整合”在数字新闻生产中日益“正常化”“合法化”，已经成为与“报道”并行的一种新闻工作方式[30]。在新闻形态层面，作为新闻生产客体的“新闻”在形态上已经从过去的文字新闻、图片新闻、视频新闻等单一形态转向数据新闻、交互式新闻、虚拟现实新闻、AI合成新闻等多样形态，新闻形态的个性化突出，昭示着对传统新闻形态的创新和发展。

　　其二，是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和创新。数字技术的介入为新闻生产带来了更多可供性，采编业务的重组和融合使新闻从业者不再局限于生产过程的特定环节，而是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多个乃至所有环节中，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不但被重新构造，而且在一些报道中被“颠覆”了。与此同时，融媒体传播的需要、跨媒体协作的趋势、信源结构的调整、用户需求的多样化等变革，对新闻工作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三，是新闻生产组织管理走向开放协作。为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媒体组织会进行组织架构调整，例如成立开放式编辑部、受众拓展组（Audience Engagement Team）[31]，设立数据科学家职位等，新的架构与传统的编辑部门一起来指挥整个内容生态的生产协作。此外，传统媒体组织还会与互联网平台、技术公司建立生产合作，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媒体组织甚至会聘用外包人员来完成，以降本增效。

　　其四，是新闻工作和产品的去周期化。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改变了受众阅读新闻的习惯，还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工作周期，专业媒体正日渐丧失对生产时间自主性的掌控力[32]，陷入不断追逐网络热点的泥沼。新闻业和新闻生态的加速进一步改变了新闻工作者的时间感知、工作节奏，24×7成为新的工作常态[33]，原本线性的内容生产流程也逐渐呈现出高度机动化、动态化的发展特征。

　　其五，是新闻生产评价的流量导向。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发展，媒体机构广告收入下滑，陷入盈利危机，流量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的核心评判官[34]。新闻生产的“流量怪圈”，影响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内容公共价值和新闻品质的把关，进而引发了对新闻本身的再反思。与之相对，数字新闻环境中，新闻用户针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非理性批评、谩骂、围攻等，也会阻碍新闻生产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寒蝉效应”[35]。

　　其六，新闻生产主体的泛化与新闻实践的多样化。大众传播时期形成的以职业媒体和职业新闻工作者为中心的“一元主体”生产局面被打破，用户、智能技术、平台、“自媒体”等在新闻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闻生产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新闻生产实践形式更加丰富，出现了众包新闻、传感器新闻、用户新闻等新的新闻生产场域。但相应地，也存在新闻信息几何级增长、新闻冗余、新闻质量参差不齐、监管难度加大、新闻本身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受到削减等问题。

　　诚然，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规模化、职业化、组织化的新闻生产活动面貌被彻底改变。我们需要看到，在当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规模化、职业化、组织化的新闻生产活动依然不可替代。我们需要警惕和批判的是，新闻生产背后的工业逻辑及其产生的负面后果。

　　第一，以专业化的机构媒体为主体的新闻生产活动仍然是大规模信息供给的主导性力量。相较于社交媒体的新闻传播实践、平台媒体对新闻内容的聚合分发，在满足用户新闻需求方面，职业媒体能够提供宏观的、全方位的、规模化的新闻内容。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专业媒体已经形成了相对密切、稳定的新闻网，不仅能在多个领域捕捉新闻信息，还能在突发事件、重大社会变动、重大活动等的报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时政报道、经济报道、军事报道、体育赛事报道等多个领域，规模化、组织化、流程化、周期化的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彰显着难以被取代的专业权威。

　　第二，在新闻生产的规范和专业层面，新闻的文化传统、职业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等对新闻生产的约束，保障了新闻内容的规范和价值。数字环境中，用户较以往大众传播时期获得的信息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却面临新闻内容真假参半、新闻价值参差不齐的品质困境。此时，新闻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意义得以彰显。相较于互联网平台上碎片化的、微观的、主观的新闻叙事，专业媒体发挥了维护新闻真实、公正和客观，保障新闻内容完整度和深度的重要角色。

　　第三，虽然数字技术提供了快速传播信息的途径，但系统调查和深度报道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专业团队，这是媒体组织机构的优势。比如，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协调调集7名记者、6名报道员共计10余组报道力量深入巴以激战地区进行现场报道，同时派出15名记者、12名报道员在巴以周边地区协助开展报道，相互协调策应，多时空、多角度呈现巴以冲突事态发展[36]。针对缅甸不法团伙对中国公民实施的电信诈骗事件，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的记者们联合行动、卧底调查，串联起大量真实事例，揭露了境外缅北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实施犯罪的过程[37]。在“自媒体”难以触达的领域，组织化的、规模化的新闻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以支持新闻的采集、编辑和发布，确保新闻的质量和时效性。

　　第四，从我国新闻业发展实际来看，我国的新闻媒体组织承担了重要的职能。我国新闻媒体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仅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主流舆论阵地和意识形态阵地，而且在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媒体组织通过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发现、调研和报道，在公众与政府、企业等社会主体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对话的桥梁，促进问题解决，增进社会理解。此外，我国主流媒体掌握着权威信息的发布渠道，在社会公信力和传播影响力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面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危机时，媒体组织还承担组织动员等职能，在公共传播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实践以及“新闻生产”概念既保留了一定的工业化、组织化的大众传播痕迹，又面临新闻生产过程的系统变革。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阈的变化，那些过去为新闻学研究提供基础性概念、理论假设和话语陈述的知识，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甚而遭遇了相当大的冲击和挑战[38]。面对更加鲜活的新闻传播实践，研究者们尝试进行理论创新，以更好地解释当下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生态[39]。

　　比如，有研究者用协作性新闻策展强调媒体组织不是新闻事件的主要讲述者、阐释者，公众的集体参与重塑了新闻的意义[40]。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强调“普通公众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加入到传播活动中”[41]，成为新闻生产环节的重要行动力量。新闻创新被用来描述多元新闻实践主体创造、采纳或扩散新闻工作新观念、新方式的行动过程[42]。新闻创新是对新闻业变局的一种整体性解释和宏观认识，“统摄”新闻业发展中出现的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新现象和新实践。新闻创新凸显了新闻业动态发展、不断变革的演进趋势，但也因其缺乏具体的指向，在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的过程中显得不够精准和聚焦。某种程度上，“新闻策展”“新闻创新”“×新闻”等新的术语，描述的都是新闻生产领域的新现象，是对新闻生产变革的理论回应，丰富并拓展了新闻生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新闻生产”概念的内涵需要扩容，既需要超越工业逻辑，也需要跳出职业术语的束缚。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职业都经历了从非职业化到职业化的发展过程[43]。社会分工产生行业，而“行业”（occupation）经过一系列特定的发展过程即成为了“专业/职业”（profession）[44]，这个过程涉及通过教育获得专业知识、拥有共同的职业认知或职业认同、有法律保障职业组织发展、有行业自律规范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原始意义上的“职业”，意味着职业的从业者们声称对某些事务具有较他人更多的知识[45]。职业社会学同样提醒我们，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会促使职业认识和职业体系因其而变。因此，如今的新闻生产走出了某种封闭的“职业组织”“职业框架”，开始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运作。我们可以发展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概念，这种新闻生产概念既被新闻从业者所认同和践行，同时又是开放和流动的，涉及所有新闻生产的参与者的“集体意识”和“共同实践”，“与更广泛的人群和宏大的时代主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46]。

　　当下的新闻生产，是一个涉及新闻工作者、新闻用户、媒体机构、数字技术、媒介平台、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实践过程。但新闻生产研究的核心关切始终不曾发生变化，新闻生产研究的重要意图还是打开新闻生产过程的“黑匣子”，回应新闻是由谁决定的、新闻生产是如何产生的、受哪些因素影响等经典命题。以智能新闻为例，新闻生产研究需要回应智能新闻的内置规则是什么？人工智能及其技术运用是如何对新闻内容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人工智能是如何确定并生成新闻主题、叙事、标题、角度的？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是否受传统的职业文化和规范的影响？等等。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新闻生产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后，不但成为新闻研究中的基础概念，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又被不断“再生产”，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个概念的正当性。对基础概念的回顾和反思，除了追根溯源之外，还有助于对当下的新闻实践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目前的新闻学研究仍然是一门以生产为中心的学科[47]，新闻生产概念反映了以职业新闻为中心的一般性新闻活动，然而新闻生产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和研究领域，需要概念扩容。相较于传统的新闻生产对职业实践和社会建构过程的关注，体现出的鲜明工业逻辑，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则表现出新闻活动的创新性。在当前数字新闻传播活动变革语境下，用新闻生产的传统意涵来分析新闻采集、制作、分发等活动显然是不完整的，也难以涵盖丰富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此外，智能技术正在深刻影响新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新闻形态，新闻生产环节的“人-机”协作的权重越来越大，这是否会形成新的工业逻辑（智能逻辑）？这同样值得反思。“知识的创新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创新，每一个所谓的创新者都有其理论传承。”[48]本文希望通过对新闻生产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时代变迁和中西差异的综合分析，对这一概念背后的工业逻辑展开批判性反思，提出我们需要丰富和扩充新闻生产概念的内涵，以发挥新闻生产概念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

　　[3]杨保军.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概念”的来源[J].当代传播，2024(01):22-29.

　　[6]马丁·劳福霍兹，戴维·韦弗. 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M]，陆佳怡，熊壮，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18.

　　[8]转引自：马丁·劳福霍兹，戴维·韦弗. 全球新闻学研究：理论、方法、发现与未来[M]，陆佳怡，熊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172.

　　[12]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工作中的新闻：信息充裕时代的模仿[M].周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4-25.

　　[15]陈阳.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J].国际新闻界，2018,40(06):10-21.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73.

　　[2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7-152.

　　[22]盖伊·塔克曼.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M].李红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55-68.

　　[23]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M]. 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23.

　　[24]涂凌波.中国新闻工作观念的产生、制度化与历史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9):86-96.

　　[25]王维佳.四十年来的新闻生产研究[M]//陆绍阳.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99.

　　[26]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55-72.

　　[27]沙垚.群众新闻学：理论、历史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73-124.

　　[28]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J].新闻与写作，2018(03):56-65.

　　[33]涂凌波，赵奥博.新闻时间研究：基本概念、运作逻辑与制度化结构——兼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加速”及其异化[J].国际新闻界，2022(10):24-49.

　　[34]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从“挣工分”到“挣流量”：绩效制度下的市场、共谋与流量锦标赛[J]. 国际新闻界，2022,44(06):130-153.

　　[38]涂凌波.“以中国为方法”：新闻学理论范式转换的逻辑、知识与方法论[J].新闻与写作，2021(11):38-47.

　　[40]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07):24-46+126-127.

　　[41]蔡雯.从媒介主导到公众分享——在美国看新闻传播[J].新闻记者，2005(02):69-71.

　　[44]虞鑫，陈昌凤.政治性与自主性:作为专业权力的新闻专业主义[J].新闻大学，2018(03):8-16+146.

　　[45]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01):197-221+0.

　　[46]张垒，刘旻.职业理念够了吗：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另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3):49-58+127.

　　涂凌波，马娅萌.“新闻生产”概念的再生产：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工业逻辑反思与重构[J].青年记者，2024(0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