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以飨读者。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涉及平台环保实践、戒断手机成瘾、学生记者的新闻伦理水平、社交媒体平台网红带货、地方新闻的信息生态以及纸媒数字化转型等多个主题。

　　在平台社会中，平台公共价值的实现不仅受到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构建的目标的影响，也与平台用户的权益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平台如何协调国家利益、用户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线期的《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中，有学者以环保主题为例，研究网络平台如何运用各种策略培养“绿色用户”（green users），从而将国家政策支持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公共价值观战略性地转移到平台生态系统中的问题。这些策略包括连接不同的利益相关方（bridging different parties）、游戏化管理（gamification management）和遮蔽效应（masking effect）。

　　首先，基于平台的环保实践增强了用户参与环保活动的动力，这些动力主要来自平台的连接性。平台便捷地将用户的日常活动与环保实践联系起来，促使他们参与平台的环保倡议。其次，“游戏化”是指在非游戏场景中通过游戏元素来激发期望的方法。以蚂蚁森林为例，其包含了一些游戏化的功能，如给植物浇水、收取能量、装扮树木以及从朋友那里“偷”能量等，玩家可以通过积累绿色能量来培育自己的树木，收获愉悦感和成就感。最后，平台通过预先设定的选择逻辑来构建用户的现实选择，其中就包括一些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可被视作“遮蔽效应”。还是以蚂蚁森林为例，其虽然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用户在线参与植树，但对所植树木在环保中的实际效果模棱两可，这也导致大多数用户忽略了对蚂蚁森林线下实践的监督。此外，平台也对收集绿色能量是否会导致平台引导下的不必要消费闭口不言。这些都可被视作平台“遮蔽效应”的体现。

　　许多人已习惯经常使用手机，对手机和互联网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和行为依赖。然而习惯性的手机使用行为可能会引发压力，有损个人长期目标的实现。针对这一问题，在2024年第4期的《媒介心理》（Media Psychology）中，有学者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正念”（mindfulness）在人们过度使用手机的负面影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正念的概念起源于佛教，20世纪70年代传入西方心理学界，神经科学家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提出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概念。正念由两个关键方面组成:一是意识的某种品质，即对当下内在和外在体验的关注；二是这种关注具有好奇、非指涉、非认同、不评判等特征。

　　研究表明，越专注的人会越少查看手机和执行多任务，对手机的依赖程度更低，网络警觉性（online vigilance）也更低。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认知取向，网络警觉性是人们持续使用手机的重要基础，包括不断思考在线交流和在线内容、随时准备对在线交流作出反应、不断观察在线内容和活动等方面。此外，可以较好发挥正念作用的人压力更小，基于正念的减压训练或具有调节性质的应用程序似乎是培养正念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促进了正念的增加，减少了人们的压力和对手机的依赖。

　　在全球范围内，新闻专业的学生往往通过校园媒体实践开启职业生涯。然而，学界对于学生记者的研究尚显匮乏，尤其很少关注到他们对于新闻伦理的感知与实践。2024年第3期的《媒介伦理学》（Journal of Media Ethics）中，有学者对三所大学校园媒体的学生记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面对伦理问题时的决策和判断。

　　论文引入了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型理论，指出随着个体的成长和经验的积累，他们的道德伦理水平会分为三个阶段：前习俗水平，为了避免惩罚而遵守规定；习俗水平，意识到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准则，了解并执行社会规范；后习俗水平，超越世俗的法律和权威，根据人类的道德原则来进行判断。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记者普遍将新闻伦理视为一套行为规范，而缺乏更深层次的道德理解。大多数学生记者的道德伦理为前习俗和习俗水平，这意味着学生记者还未能达到处理更复杂伦理问题的程度。研究强调应对校园媒体和学生记者进行更综合的伦理教育，包括深入探讨伦理问题、系统性思考、品德培养和反思实践。

　　近年来，关于社交媒体平台网红带货的学术研究不断增多，说明他们有潜力产生积极的品牌广告效果。然而，已有文献对社交媒体平台网红带货和明星代言的效果的比较分析还不够充分。为了弥补这一研究局限，发表在2024年第3期《社交媒体平台+社会》（Social Media + Society）的一篇文章对39项相关实验研究展开了元分析，实验跨度长达14年。

　　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平台网红带货比单纯的没有明星的品牌广告更有效。社交媒体平台网红和明星在广告效果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影响主要受到可信度感知和网红类型的调节。比如，粉丝体量大的超级网红与明星在影响力方面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时甚至比明星更有说服力，这是因为用户可能认为超级网红在某些领域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可信度，与用户建立了更亲密的情感连接。相比之下，传统意义上的明星与用户的心理疏离感较大。但粉丝体量小的社交媒体平台网红的广告说服效果不如明星。

　　如今，越来越多纸媒经历了裁员，那么当地方新闻的基础设施退化时，偏远农村地区的居民该如何获取信息？在2024年7月的《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中，有学者以加拿大阿尔伯塔地区为案例，探讨了地方新闻记者在社区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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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引入了“经纪活动”（brokerage）这一概念，指出从事经纪活动的人员可以帮助商品、信息、机会和知识进行跨越社会结构的流动。研究发现，在阿尔伯塔地区，地方记者、媒体信源和媒体受众之间呈现出了六种经纪关系，包括协调型经纪、巡回型经纪、代表型经纪、联络型经纪、守门型经纪和中继型经纪。报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少量的人员配置，通过不同类型的经纪活动来促进信息流通，记者作为经纪人的角色也可以根据日常情况变化，从而体现地方记者工作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作者指出，经纪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记者如何在不同情境下与消息来源和受众建立联系，并考察媒体所有权、地理分布和组织结构对地方信息生态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一词经常被纸媒用来形容他们如何制作新闻，然而，鲜有学术研究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在2024年7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中，有学者对3家瑞士报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根据受访者的定义和描述归纳出了“数字优先”的5个维度，具体包括：

　　第一，时间属性，受访者普遍认为数字化意味着时效性，这会影响报道的顺序、结构和风格；

　　第二，内容格式，与印刷新闻不同，数字新闻对版面设计、篇幅长度、可交互性以及信息丰富程度有着新的要求；

　　第三，工作流程，数字优先需要媒体重组内容生产、编辑、校对和印刷的工作流程，印刷品逐渐成为数字出版的“附属品”；

　　第四，制作思维，也有受访者将数字优先视作一种思维方式，更加强调网感化的新闻报道和呈现方式；

　　第五，商业战略，数字优先不仅是一个编辑概念，也是媒体战略的一部分，与数字流量、在线订阅、广告投放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