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利用网络平台从事传播活动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新时代人才培养角度看，传统新闻传播知识与技能已不能适应职场竞争的需要，新闻传播教育急需改革。在全民媒介实践的大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需要认清深度媒介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新闻业蜕变与新闻传播职业分化重组带来的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困境，超越一般的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知识整合力，在深度和高度上再定位、再调整。强有力的整合力，可以促进学科之间、学界与业界的交叉融合，推进“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

　　“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用来阐释媒介与社会关系、探讨与媒介相关广泛的复杂的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概念。库尔德利（ldry）、克罗兹（F.Krotz）、赫普（A.Hepp）等欧洲媒介社会学学者将关注焦点从政治媒介化转向公众日常生活媒介化，探讨媒介实践与社会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在“万物皆媒”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化的媒介实践登上历史舞台，由个人或组织化的“行动者网络”依据一定规则进行内容生产。库尔德利、赫普等欧陆学者认为，媒介技术的变革使媒介社会制度重新洗牌，Web2.0技术的普及使交互式传播成为现实，数字技术的应用标志着人类进入深度媒介化社会。扫码、人脸识别等媒介实践正在形塑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建构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当前，新闻传播生态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一方面，网络直播、MCN机构短视频生产、微信公众平台运营、微博写作等不同形式的媒介实践向纵深发展，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的传播活动呈现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文化奇观，利用新媒介创业、创新成为普遍的媒介实践方式；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受众日渐稀少，影响力逐渐下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命意如何实现？在全民媒介实践的大趋势下，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体系遭遇挑战，对新闻传播学科重新定位、调整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迫在眉睫。

　　新闻学诞生于印刷媒介兴起之时。19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大众化报业的兴起，“报纸上的文章开始由专业记者撰写，外国新闻通过电报发来，报社的运营资金以及利润主要来自广告商”。此时“报纸不再是传播和讨论其他人提出的观点的平台，而是成为发表自己报道的渠道”。记者职业特征逐渐凸显，“写手”的水平决定报纸的可读性，一些有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背景的职业“写手”加盟报社，专注寻找可读性强的法庭案件，将其写成引人入胜的犯罪故事，在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形成了报纸的核心竞争力。作为职业群体的记者、编辑不断实践，逐渐形成一整套新闻专业话语和职业规范，塑造了新闻职业的正当性，记者的职业性“权力”以及政治学意义上的“第四权”概念逐渐形成。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通过采编、印刷、发行、广告等环节的一系列行动，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工业化生产流水线，把传统机关报的运作模式置换为现代商业报纸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重资产”、大规模的新闻生产方式。 传统媒体规模化、重装化和高投入的特点，加之新闻采编的特殊体制机制，形成了保护墙，使个体化新闻生产望而却步。新媒体技术赋权、赋能，社交媒体时代信息来源多元化，“轻资产”模式社会化新闻生产开始勃兴，新闻生产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自媒体的“轻资产”特性改写了新闻实践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模式。随着全民媒介实践不断深入，传统新闻职业规范和专业话语遭到解构，新闻传播职业面临分化和重组，形成以下4个发展态势：

　　具身性(embodiment)概念源自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 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对具身关系做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人们借助技术将实践具身化，其指向的是与世界的生存关系。唐·伊德认为视觉技术处于看的意向性之中，并举例进一步解释了具身关系，“主体——视觉人工物——世界”，主体借助技术获得人的认知，这种与世界的生存关系即具身关系。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社交媒体产生了具身性，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身体的一部分”。在内容生产上，简化信息内容，提升信息传播频率，增大信息量，成为主要传播特征。规模化、集团化的内容生产逐渐衰落，小规模、个体化的作坊式生产兴起，这直接造成新闻传播专业从业者的分化和重组。

　　从网络传播Web1.0开始，媒介技术就已开始改变新闻传播的方式，在信息量、信息传播时效等方面对传统媒体形成压力，随着Web2.0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全面崛起，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传播格局随之改变，而人工智能在传媒领域的应用则使传播具有了生物进化论意义，“万物皆媒”成为智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每一个物体都是信息的接受端和输出端，都可以媒介化。除了传统的传媒机构，网络平台、广告公司等都具有传媒属性。网络去中心化后生成了新的传播节点，在资本的推动下，大量平台节点开始内部重组。对一些网络平台和MCN机构来说，内容生产需要大量管理者，以网红直播头部电商企业为例，这些企业需要前台策划、文案、摄像，还需要后台经营管理人员、供应链管理人员。在这种新型媒体格局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人才的角色功能被窄化了。

　　传媒市场从“渠道为王”“内容为王”，发展到“流量为王”。传统新闻机构新闻生产机制发生变化，在寻求真理、维护社会正义中获得的“无冕之王”的美誉渐渐失去了光环，社会对新闻职业的敬畏之心逐渐消退。传统媒体在与自媒体同赛道的竞技中逐渐落后。在重大媒体事件中，影响舆论的往往更多是新媒体，但作为自发主体的新媒体写手并不被视作一种职业，因而也难以形成职业荣誉感。在新媒体场域中，流量、用户数、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是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10万+”成为新媒体内容产品最佳传播效果的评判标准，“年活跃用户数”和“月活跃用户数”不再是媒体反映运营情况的关键指标，“日活跃用户数”是媒体比拼的重点，流量和粉丝数成为评价传播者市场价值标尺。显然，传统媒体人才评价体系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

　　海量化、精准化的新闻生产是智能媒介技术传播的核心优势，多元的渠道和信源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新闻生产方式不再只是记者和编辑的组合，机器写作使记者的工作量下降，数字新闻减小了记者精确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工作压力，对全网数据库筛选、甄别、组合，再借助算法技术向特定人群精准推送，一些操作性的工作在高度集约化的传播模式中消失，新兴职业不断产生。新兴职业群体，如网络主播、短视频生产者、微信公众号运营者等在互联网上形成新的社交圈和新的媒介文化。随着物联网技术逐渐普及，智能影像辅助设备广泛应用，“我们发现世界上日益增多的电子产品不是手机，而是摄像头……摄像头意味着原子世界的信息正在逐渐被完整采集，在数字世界里人可以被越来越精准地描述出来”，拓宽了信息采集的范围。未来的新闻工作，可能会出现机器人与人类配合分工，分别负责发送消息和后续的跟进，新闻生产方式也从记者编辑生产转向记者为主、机器人为辅的报道模式。 新技术的应用颠覆了传统新闻传播学所定义的内容生产模式。

　　从接受方式看，大众传播时代，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互联网崛起后，尤其是Web2.0技术广泛应用后，媒介化成为现实，受众转身成为“用户”，获得了主体地位。随着深度媒介化进程的加快，Web3.0时代用户化身为“玩家”，在虚拟现实中形成新的角色，信息接受以沉浸体验为主，新闻话题生产与用户趣味关系愈加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生产的文本形态、内容选择也要随之变革。

　　社会深度媒介化发展进程中，媒介技术的创新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规范和新闻形态不断突破，新的理念不断涌现。“如果说互联网的‘上半场’是‘物的逻辑龙8long8中国’，创新方向是通过时间空间的连接实现横向规模化发展；那么互联网的‘下半场’则是‘人的逻辑’，通过个性需求的满足实现纵向垂直化发展。” 在未来媒体的发展中，这种人性化的趋势与极简主义的审美理念结合起来，体现为人与媒介的融合。围绕智能终端媒介功能的技术创新始终在路上。

　　从传播效率看，5G大流量、高传速已成为现实；从智能化角度看，机器人写作是新闻生产传播的新现象，算法的应用确定了目标受众，改变了一味依赖内容提升传播效果的做法；从内容生产方式看，UGC、PUGC、MCN等成为当下流行的内容生产方式；从传播主体的构成看，传统媒体受众已变身为用户，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用户在市场中的主体性未来还会不断增强；从传播方式看，虚拟现实的体验式传播成为传播的新领域，VR、AR、MR等的沉浸式体验将成为娱乐、社交的新方式。从新闻机构的运营看，随着平台媒介化、媒介平台化程度不断加深，媒介深度融合成为主流媒体突围困境的主要策略。以上现状表明，新的传媒生态格局已经建立，新兴产业逐渐发力，新职业不断产生，新的消费领域逐渐形成。

　　在全民参与媒介实践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实践专业化的理念被媒介实践理念取代。媒介化具有“一维线性向度”特征，即媒介技术的创新朝着便捷化、虚拟化方向发展，Web2.0技术的普及是关键节点，全民化的媒介实践由此开启。媒介实践由浅入深，浅度媒介实践以追求信息传播速度为标志，强调媒体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信息量超越传统媒体的意义；中度媒介实践主要体现在社交领域，互联网Web2.0时代，社交软件交互性功能增强，新兴网络应用平台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个体化媒介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深度媒介实践是对现有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手机软件极致化的开发设计和应用。网民的深度媒介实践突出表现在对应用软件的二次开发，如自媒体、直播电商、短视频、网络写作等。在这一过程中，去职业化和再职业化几乎同时完成，全民媒介实践使职业新闻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大地压缩。

　　数字媒介已深深嵌入日常生活实践，呈现在线社会性（online sociality） 与现实社会织的特点。全民媒介实践，尤其是新媒体实践，使新闻传播专业能力成为一种普通技能，知识的通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科边界、学科知识壁垒逐渐消融，每个人都可以“化身”为记者、编辑，“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卡斯特（M.Castells）认为，数字媒介下的社会无法给出既定的社会结构秩序，单一媒介线性的信息生产、流通过程已被取代，社会秩序基于不同媒介的传播实践不断被整合、延伸。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原有的学科理论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已显得过于陈旧，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服务现实。职场竞争中学科专业选择的“唯一性”特征不明显，是学科生存危机的直接表现。在全民媒介实践背景下，只有全面了解全新的媒介实践形式，深入理解当前的深度媒介化趋势，才能真正理解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新闻传播教育为谁培养人才”，这一问题目前还比较模糊。从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来看，当前大多数高校都有类似的表述：“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主义精神的高端人才，培养适应时代需要、具备较高的新闻职业素养、深厚的新闻传播理论基础、宽广的知识面的新闻专业人才。”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专业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很高，然而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与现实中对人才的需求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从当前就业形势看，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毕业生很多都在从事与新媒体有关的工作。麦可思的《就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新闻专业毕业生更多流向了民营企业， 传统媒体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吸收相对较少。到底如何实现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使人才的培养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是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媒体形态急速进化，媒介化程度不断加深，催生新知识不断生成。面对新闻传播知识激增，新闻传播教育自身症结凸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学科知识结构老化。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规律性知识少，实践经验性知识（如实操技术、经营理念等）多且需要与时俱进、动态调整。应当承认，新闻传播学科实践经验性知识的更迭速度往往滞后于行业实践知识更迭速度。原因在于，业界由资本推动知识整合，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变现能力，而学界缺乏强有力的行政和资本整合力，无法将新的知识理念迅速融入教学体系，在教育管理体制中，学科壁垒依然存在，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存在许多现实难题，这是自上而下的体制性问题。

　　二是师资结构老化。在传统观念上，作为学科知识传授主体的教师，需要选择专业对口的师资，而与新闻传播专业对口的一般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本、硕、博单一化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师资，他们的知识结构更适应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然而，在新形势下，知识更新更依赖于对新技术、新理念的接受和学习，这恰恰是问题所在，教学体系不可能完全对应现实需求。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有限，很难根据需要动态自主设置专业。即使可以，此类方法也不可取。根据需求阶段性设置的专业往往缺乏严谨的知识体系沉淀，行业风口一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外，专业设置越细化、越全面，离现实可能越远。

　　三是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缺少沉淀。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缺少沉淀，学科内部建制不断分化重组，学科体系、学科范式不稳定，冲击了学科合法性的基础，培植了官僚化、工具理性的思维定式，造成学科内部建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内卷，与多模态新闻感知环境格格不入。新形势下，新闻传播学科需要与政府、行业、资本、机构多方对话，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缺少开放维度，与产生大量新知识的业界严重脱节，无法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

　　数字文明时代，技术赋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高能个体，具备数据意识、数据头脑和数据技能的人也更易获得成功。以掌握媒介新技术、新技能为标志的文化资本颠覆了布尔迪厄意义上的传统的文化资本概念，新的知识体系成为时代主角，“新文科”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阐述中国话语的重要使命，面对深度媒介化的现实，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进行全新设计势在必行。面对学科发展困境，新闻传播学科不能“去专业化”，恰恰相反，需要积极引入媒介化创新活水，实现学科的全面发展。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如何应对新文科建设的改革要求呢？具体来说，面对新文科建设高质量、内涵式的发展需求，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实现以下几个维度的目标整合：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开始重新界定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整合新媒体技术知识、确认新闻专业边界成为重点议题。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美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开始走细分化道路，呈现多样化态势。如“一些学校将新闻、广电、出版、网络与新媒体全部打包在一起，统称为Journalism。还有的学校新增了数字新闻专业（digital journalism）以示与传统的区别。在课程设置方面，传播科技、新媒体应用、视觉表达、信息图表、融合媒体报道与制作、设计等课程，已成为各类新闻学专业必不可少的‘标配’课程。在传播领域，广告、公关、策略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体育传播、甚至农业传播，都成为专业” 。

　　当前，全民媒介实践如火如荼，网络直播、短视频制作、网络写作、平台UP主等的出现使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知识体系的改造与重组必须面向实际，实现整体的开放和多元化，尤其是要按照新文科建设的精神，实现大数据、人机互动、艺术设计等多学科的整合，实现文科和理工科课程知识的交融，在采写编评等传统课程外，开展数据分析、人机协作等的技能培养。知识社会学者舍勒（M.Scheler）认为，不同类型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有所差异，人为成分越高的知识形式，改变越快。 新闻传播学作为年轻的学科知识体系，包含很多“人为成分”，在智能传播时代，尤其是在多模态新闻感知背景下，智媒传播教育要求掌握全息感知、全媒体应用知识，掌握全媒体生产能力，所以新闻传播学科完全可能在实证方法和技术技能等的知识创新方面发挥学科优势，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更高层次的学科知识整合的基础之上。

　　新媒体逐渐普及后，“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网民全面参与新闻实践，打破了新闻职业从业者的垄断。随着非专业自媒体人士的介入，新闻业出现“去专业化”现象， 新闻职业的特殊性不复存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发生动摇，随之而来的是自媒体新闻传播失序，也出现了一些伦理、道德失范现象。全民媒介实践长期“野蛮生长”，职业伦理教育缺如，新闻传播职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实践的无序化竞争，打乱了新闻传播的一般程序，新闻文体、传播模式被改写，甚至新闻好坏的评判标准也变得模糊。面对劣币逐良币的社会环境，新闻伦理教育应担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尊重职业伦理道德、引导大众提高媒介素养的新型媒体从业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自媒体实践中的伦理教育与职业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伦理教育加以整合，提升自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为新闻传播行业培养优秀人才，也为传媒行业树立新的职业规范。新文科建设的链条不能缺少伦理统合教育环节。

　　新闻传播学具有与生俱来的交叉学科基因和博采众长的天然禀赋，新闻职业教育强调记者要当“杂家”，广泛涉猎各专业领域知识。在传播主体、介质、方法、逻辑思维全面变革的时代，新闻传播学教学主体师资队伍应顺应时代变革，调整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内涵，全面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师资配备是一门大学问，何种师资结构才是合理的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卡迪夫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教师队伍采用“双轨制”，“既招聘以理论研究见长的学术型教师，又招聘具有多年从业经验、以新闻传播业务见长的实务型教师，并对两类教师采取不同的评估标准” 这保证了学生知识技能结构的平衡，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启发性。在全民媒介实践时代，除了要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多元知识体系交叉融通思维的培养和新技术的引入都需要以教师为先导，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哪些专业的师资能够进入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序列，需要科学缜密的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新闻传播教育转型升级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整合力。

　　媒介化的本意重在强调用媒介开发现实中未有的事物，如开发新的新闻、娱乐、商业模式。媒介实践催生新的职业，2012年美国TOW中心研究发现，深度媒介实践使美国出现了消费体验总监、直播编辑、虚拟现实编辑等十大新兴新闻岗位。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开始使用Everipedia的OraQle软件在以太坊和EOS区块链上发布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新闻。 电信巨头Verizon也于10月宣布推出基于区块链的开源新闻编辑室产品，旨在通过提升内容透明度来提高公司的整体企业责任感。 快速兴起的数字订阅、流媒体娱乐和音频社交，可能会在未来改写美国传媒业传统的市场结构，加速传媒行业市场形态分化，导致美国传媒产业生态重塑。在2021年Facebook Connect大会上，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将改名为Meta（元宇宙），一场新媒介革命即将到来。元宇宙的内涵是吸收信息革命（5G/6G）、互联网革命（Web3.0）、人工智能革命以及VR、AR、MR特别是游戏引擎在内的虚拟现实技术革命的成果，展示了构建与传统物理世界平行的全息数字世界的可能。 这些显在的变革趋势，呼唤新闻从业者知识、能力的重塑。未来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需要以数字技术、编程技术、音视频技术等多种技术融合为支撑，需要大范围调整现有知识体系，进行知识交叉整合，这种整合对现有教育管理体制，甚至招生制度都是极大的挑战，这意味着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打破专业设置的壁垒，实现对传统专业的超越。

　　全民媒介实践为新闻传播学发展带来了本体论的反思。新闻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才能适应传媒生态格局的变革？新文科建设为破解这一谜题指明了方向。总体上看，新文科建设的创新目标表现在“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等方面，新文科建设秉持以人为本、问题导向的理念，具有战略性、创新性、开放性、系统性、针对性等特征，“代表着一种面向生活世界复杂问题解决的、打破学科与非学科界限的新型研究和教育” 。这些目标向度也是新闻传播学科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教育理念，对专业进行重组，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中国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第一现场”，在如火如荼的媒介实践场景中，仅把简单、泛泛的文理交叉和学科融合作为新闻传播学新文科建设的策略已显不足。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个与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最为贴近的复杂开放的有机系统，高起点、超越性是其新文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主线。全民媒介实践已将非专业的职业训练推到了一个新高度。深度媒介化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再定位需要面向行业和产业一线，在多学科知识融合的基础上引入行业前沿创新理念，特别要强调产学研的开放性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凤凰涅槃。高质量的新闻传播教育就是要面向现实、面向前沿，合理吸收新技术充实教学知识体系，将经济数据分析、机器人、传感器等内容列为参考、选修内容。然而，完全推倒现有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从零开始建设是很难实现的，也不符合“勤俭节约办教育”的要求，此时发挥资源整合力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统合多学科课程、实现业界平台对师生的开放，是形成全新专业培养格局的必经之路。只有立足于现实的超前设计、超前谋划，才能真正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新文科跨越。

　　2 窦锋昌：《新闻生产的“重资产”与“轻资产”模式——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人职业“权力”的丧失与收复》，《青年记者》2019年11月上。

　　3 汤姆·斯丹迪奇：《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年，第218 页。

　　4 李良荣、窦锋昌：《中国新闻改革40 年：以市场化为中心的考察——基于〈广州日报〉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 年第3 期。

　　5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6 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78页。

　　7 陈小燕、陈龙：《智媒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转型》，《传媒》2020年第9期。

　　8 王镜榕：《陈昌凤访谈：以新新闻观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中宏网，，2020年7月28日访问。

　　11 全媒派：《新闻专业的就业形势，线氪，https：//，2021年9月29日访问。

　　12 白净：《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改革及创新》，《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13 R.K.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页。

　　14 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15 吴锋、张佳慧、夏鸿斌：《英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基于十所顶尖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研究》，《传媒》2015年第3期上。。

　　16 宋毅：《融媒体时代美国的新兴新闻岗位》，《国际传播》2017年第2期。

　　17 Zewei：《宣布与Everipedia合作将2020年美国选举结果记录上链》，巴比特网，，2020年10月15日访问。

　　18 《美国电信巨头Verizon将使用区块链以确保新闻透明》，江苏龙网，，2020年10月31日访问。

　　19 《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改名为Meta，正式迈入元宇宙时代》，腾讯网，，2021年10月29日访问。

　　20 《资本爆火的“元宇宙”概念，到底是个啥？》，网易，，2021年10月29日访问。

　　21 李凤亮：《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22 王铭玉：《新文科—— 一场文科教育的革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3 赵奎英：《“新文科”“超学科”与“共同体”——面向解决生活世界复杂问题的研究与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24 麦克思、王慧：《一场新文科的尝试》，《北京日报》2018年9月19日，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