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探讨了驱动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动力体系，将这一体系区分为物质力、情感力和网络力三个维度。在新闻业流程再造过程中，数字媒体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创造了基本条件、限定了基本规则，情感成为决定新闻行动者行为的支配性逻辑，而网络力则在具体的实践与观念层面为新业态赋予了稳定的结构。上述动力体系推动了新闻学理论重建关于新闻实践的阐释框架，这一框架立足于对构成新闻生态的三种基本关系的阐释：物质基础设施与总体性实践模式的关系，情感化经验与具体新闻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网络中人及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行业进程和一种历史条件，数字化重塑了新闻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流程，并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制造了一套有关“危机”的线］ 。在这套话语体系下，机构媒体及其从业者失去垄断新闻生产的权威性，新闻流通的结构与规范被社交网络的信息分发规则破坏，新闻接受拥有新的逻辑。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崛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用户不但拥有了技术所赋予的参与乃至介入新闻传播流程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也在以更加私人化和情感化的方式改造着整个新闻业的文化。传统新闻程式所面临的“数字危机”以专业话语的式微为主要表征，大众不再不假思索地认为新闻必须是客观的、严肃的，甚至是职业化的。

　　然而，面对数字化的侵袭，传统（机构）新闻业并未“束手投降”，而是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弹性。尽管机构媒体曾经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面临多方挑战，但迄今为止全球新闻议程仍主要由专业新闻机构设定；以新闻编辑室为物理中心的新闻生产机制仍然保留着基本稳定的专业组织形式；主流新闻实践远未背离传统，而毋宁说是为传统补充了新的操作方案。数字新闻业对传统新闻业来说，体现为一种“破坏性发展”，这种发展以“流程再造”为主要实践形式，其目标在于延续新闻业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并捍卫新闻业与其他信息相关行业之间的边界。

　　关于数字新闻的生产、流通与接受，已有大量经验研究予以描述和解释。但本文认为，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最基础的特征就在于其打破了上述三个核心环节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数字时代，社交平台既是生产者（机构）也是流通网络，用户既接受新闻也转发（流通）和生产新闻，专业记者的新闻采集活动需要高度依赖社交网络和用户反馈……新闻业变成了一种混沌的、难以分割的“小生态”，这个“小生态”又时刻与整个社会信息网络的“大生态”进行着互动。我们没有办法剥离流通与接受去谈生产，也无法单纯将用户视为“受众”。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数字新闻业流程的理解，应当从“线性的”思路转变为“生态的”思路，为各种类型的新闻行动者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总体性地探讨其行为逻辑与新闻生态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厘清数字新闻传播的本质规律。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另一种方式来解释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基于数字新闻学的前沿理论探讨和既有的经验研究资料，本文将支配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动力体系区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物质的（material）、情感的（affective）和网络的（networked）。这三个维度既可被用于描述数字新闻业态的基本结构，也可被理解为推动行动者“改造”新闻业流程的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实在—观念”联合体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探索出准确理解数字新闻实践的阐释路径。

　　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首先具有物质的基础，那就是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新闻实践提供了新的架构。对此，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物质性转向”研究已作出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2］ 。在数字新闻学研究范畴，我们需要首先看到媒介技术如何“物质地”生成和扩散信息，以及这一基本过程如何重新界定新闻的流通。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阐释带来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物质力：一是宏观的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二是相对微观的数字媒介的技术可供性。

　　对于数字新闻生态来说，技术的基础设施隐喻是传统物质基础设施理论的延伸和创新，这一视角认为技术及其编织的具有实在形态的信息和权力传递网络是新的新闻实践得以出现的前提 ［3］ 。比如，在前数字时代，报纸分发所依靠的邮政系统和广播讯号传输所倚靠的电信网络就是传统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它们为报纸新闻和广播电视新闻实践的模式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而在当下，平台及其背后的全球宽带互联网成为新一代的基础设施，数字新闻实践的一切创新也便以此为物质基础。事实上，由于全球性社交平台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它们的“基础设施化”已超越信息传播领域，而全面地介入了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成为经验、政策、抵抗和变革的基本场景 ［4］ ，新闻业不过是其中深受影响的一个范畴。

　　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化”为数字新闻生态设定了基调，很多原有的惯例和规则被改写。比如，在欧美国家地方新闻（local news）一直有深厚的传统，其不仅为本地社区提供新闻服务，而且是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但随着Facebook等全球性媒体平台的崛起，地方新闻机构逐渐衰败，即使是那些仍在艰难生存的地方媒体，也因“接入”了Facebook而被迫面对大量（理论上的）非本地受众。再如，在中国借助微信这样功能强大的平台，不仅新闻机构，而且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部门等都建立起体系完善的信息发布渠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接受者社群，我们已经很难说清这些机构每日生产和发布的信息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上述发生在外国和中国新闻领域的两种变化，无疑与Facebook和微信这两个主导性的平台基础设施化的路径差异有直接的关系。可见，平台的建筑结构特点、这些特点产生的影响，以及平台使用者对新环境的认知及话语建构策略都是我们在宏观层面把握数字新闻业新流程的物质前提。

　　理解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物质力的另一个切入口是数字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可供性概念来源于生态心理学，意指动物或人在特定环境中行动的可能性 ［5］ 。这一概念后被传播学引入，并延伸为讨论技术环境如何为人的行为提供可能性的理论框架。与“基础设施论”相似，可供性理论认为物质环境对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新闻实践中，则意味着媒介技术的固有属性对于新闻行动者的行为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要准确理解新闻实践的本质，就要立足于对“可供”（afford）此类实践的（媒介）技术的基本属性的分析 ［6］ 。学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最早提出数字媒体的四种可供性：持久性、可复制性、可扩展性和可搜索性。在此框架下，新闻机构、记者和普通用户均可同等地检索、拓展并复制信息，这在总体上提升了新闻流通的效率。而且，由于技术环境对所有行动者都是平等“可供”的，因此用户也就在理论上拥有了一度由专业机构和记者把控的新闻生产权，而这一变化又相应地导致记者在一些情况下反而成为新闻的接受方。

　　可见，正是物质力的存在，令诸多数字新闻实践模式成为可能，这些新模式则拥有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流程。例如，我们看到了信息类自媒体的繁荣发展，而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极为“用户友好”的内容生成界面，及其国家背书的社会覆盖力和传播效能。此外，新闻机构与平台对智能算法的使用也值得关注，这种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闻业流程的自动化趋势。在由算法编织的新闻流通框架下，很多原本由人的判断构成的实践程序如今让渡给机器，这不但给传统新闻流程带来颠覆，而且也制造了新的伦理争议 ［7］ 。

　　当然，传统的新闻生产与分发准则并未被完全抛弃。学界和业界始终存在着对当下新闻内容不客观、信息呈现不平衡、报道手段不透明等现象的批评 ［8］ ，而这些批评话语基本是以经典新闻专业主义为依据的。在无法回避数字平台基础设施支配性力量的情况下，很多传统新闻机构选择以付费墙为工具捍卫新闻业的传统盈利模式，以及为这种盈利模式赋予合法性的传统新闻采编和分发机制。尽管创新性新闻实践品类丰富、层出不穷，但最终在新闻竞争中存留下来的机构和个人自媒体绝大多数仍采用了传统媒体的形式。因此，“数字的”新闻样态并非对传统模式的取代，两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竞争共存 ［9］ ，甚至彼此融合，培育出新的业态。这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媒介技术的物质力只是为新闻业流程再造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它无法保证变革的必然发生，流程再造的其他必要条件需要在行动者的行为和观念领域探寻。

　　数字媒体基于其技术属性，为新闻业的流程再造提供了基础设施，令各种类型的新实践具备了物质条件，而这种物质条件对新闻行动者行为和观念的改造主要是以情感为基本逻辑long8国际官方网手机版app完成的。正是基于对驱动新闻行动者的情感力的重视，“情感转向”成为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0］ 。

　　情感力成为新闻行动者行为的基本驱动力，显然是日益基础设施化的数字媒体环境“培育”的结果。一方面，与新闻内容之间距离感（既包括时间距离也包括空间距离）的消弭，使数字媒体用户较传统受众更倾向于以情感投射的方式获取新闻经验，这反过来促使新闻生产者（包括机构和个人自媒体）将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而非信息需求作为首要的生产目标，传统新闻理念对“硬新闻”及其代表的理性、克制的价值体系逐渐失去效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环境带来了新闻实践主体和新闻传播手段的高度多元化，消解了原本具有标准化特征的一般性新闻产品规范，鼓励了大量形式“另类”、情感更为细腻的新闻样态的流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用户与新闻文本的情感互动。基于此，新闻学界也全面意识到忽视或否定情感力量将导致错误的归因，逐渐认可情感力作为数字新闻实践推动力的合法性并对其加以理论化，甚至在规范理论范畴开始主张积极情感是令健康的新闻生态得以维系的核心资源 ［11］ 。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新闻史会发现，新闻实践始终是情感性的，主流新闻生产机制对情感的抑制是规范的结果而非自然的状况，学界长期以来对情感的“冷处理”其实源于经典新闻学的文化政治意图而非客观经验 ［12］ 。一些针对新闻接受的研究也表明，受众与新闻内容的首要连接方式自始至终都是情感的，那些社会影响力最显著的新闻报道，尤其是政治类和经济类新闻报道，几乎无一例外都能在某一议题或某一叙事中跟更大数量的受众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产生关联 ［13］ 。

　　尽管新闻一直都是“情感的”，但数字新闻业的情感性还是与传统新闻业有显著的不同——前者的内涵更加丰富，运作方式也更加复杂。导致这一“质变”的根本原因，当然就是“用户的崛起”及其带来的情感因素在新闻实践中的全面合法性 ［14］ 。在外显的实践层面，我们看到品类丰富、层出不穷的情感化的新闻产品与叙事样态，这些新样态尽管仍面临着传统新闻理念的批评，但实际上不再需要对其情感要素遮遮掩掩。数字新闻生态将情感从新闻流程的“后台”转移到了“前台”，全面释放了情感要素中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并最终围绕着对情感力的使用、规制和合理化重构了新闻流程 ［15］ 。

　　经由情感力重塑的数字新闻流程，首先体现于各种新闻生产主体基于情感逻辑对主流生产策略的改造。传统新闻理念以客观性和社会责任为核心话语，竭力避免在形式上背离中立、理性的报道基调。以这一理念为基础，新闻业也有了界限分明的劳动分工：记者以个体努力的方式生产新闻的“原始稿”，编辑代表机构力量平衡记者固有的价值和情绪偏向，而评论员则专事生产预先申明其主观评价意图的观点。然而，在情感力的作用下，无论上述形式与基调，还是劳动分工，都失去其理念根基，新闻业开始以公开并得到认可的方式积极卷入社会事件与社会进程之中。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等环节与记者、机构既有的情感取向和价值立场纠缠在一起，新闻业不再坚持“观察者”和“瞭望者”的角色设定。例如，笔者此前的一项针对美国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的个案研究即表明，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及其设置社会议程方式几乎完全破产，“客观性”在美国新闻业的流程中早已演变成一套仅有形式意义的空洞话语，“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或将全面认同“介入性”新闻实践的合法性，并将固守客观性教条的新闻观念视为不合时宜 ［16］ 。在这种观念下，无论包括新闻机构在内的行动者的实践效果，还是新闻文本（产品）的传播效应，都将拥有新的评判标准，而位居这一标准体系核心的，是新闻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适切的方式与大众建立积极的情感关联。

　　基于对情感力及其作用机制的反思，新闻业得以重新定位自身在数字信息时代的位置。尽管目前对新闻业的新角色作出明确界定为时尚早，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业的新的历史定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社会主流情感结构的关联性。在不放弃新闻业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信息民主的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学界和业界应深入探索借由新闻实践与大众建立建设性情感连接的路径，不但要公开承认情感表达在新闻实践中的合理性，而且要基于规范理论探索对情感力进行规制和制度化的路径。

　　总而言之，在数字新闻生态下，新闻实践首要是个体与个体的连接，而非某些强势生产主体单方面的权威性展示。数字新闻行动者无须像传统记者那样固守“克己”的理念，而拥有遵从个体感受，基于自己的经验、思想和感觉来观察、再现社会现实的自由 ［17］ 。相应地，这种新的实践理念又将重新界定新闻业与社会的关系，新闻行动者充分利用情感力强大的社会动员效能，以直接介入的姿态讨论社会议题并通过特定的生产和流通策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这将为新闻业重新赋予文化重要性。

　　以数字媒体基础设施为物质基础、以情感逻辑为基本行为驱动力，各种类型的数字新闻实践进行着持续的改造和重组，而这一过程的“终点”，就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化的新闻传播结构的形成。本文将这种持续对数字新闻业的流程进行网络化改造的动力称为“网络力”。正因网络力的存在，数字新闻业得以实现与网络化社会（network society）的同构 ［18］ 。也正是出于对这种新的传播结构的模糊感知，在“数字新闻”概念被广泛采纳之前，一些研究者曾用“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来描述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与业态。

　　对于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而言，网络化既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种变革动力。在形式上，网络化意味着不同新闻行动者之间存在着或紧密或松散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一些情况现为协作（如专业记者与业余自媒体人的协同新闻生产），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体现为对抗（如某些机构新闻议程引发的大众抵抗）。但无论何种关系，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基础上，那就是新闻行动者是积极的、主动的、有明确价值意图的。一些学者将数字新闻行动者视为“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正是旨在强调构成数字新闻网络的海量行动者鲜明的文化主体性 ［19］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对“数字新闻网络”进行描摹，将机器、技术、信息流等非人类元素视为与人类行动者平等的网络节点，对形式更加复杂也更具伦理挑战的“人机互动”作出阐释 ［20］ 。这一呼吁旨在反思以人为绝对中心的理论化路径。

　　具体来看，我们可以借助两种理论资源来理解网络力推动下的数字新闻流程再造机制：一是新闻生态理论，二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前者以打破传统“传者—受众”关系为起点，强调作为不同行为主体的人的普遍关联所共同构成的新闻生态；后者则以打破传统“技术—人”关系为起点，强调技术和机器在信息与意义网络的构成中扮演了与人同等重要的角色。显然，在解释新闻业网络化机制的工作中，这两种理论存在“温和”与“激进”的差异，但其基本意图是一致的，那就是帮助研究者形成理解数字新闻流程的新思维方式——一种以“网络”为基本结构的阐释路径。

　　新闻生态理论与媒介环境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其倡导者克里斯·安德森看来，新闻生态理论主张采纳“根块思维”，将所有行动者视为新闻网络中的信息节点，不同的节点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的多主体、多中心架构 ［21］ 。与经典新闻理论相比，新闻生态理论反对在记者和用户之间建立认知区隔，强调在由不同新闻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中解释新闻传播的规律和模式。立足于新闻生态理论，苏·罗宾逊尝试对数字时代地方新闻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进行区分，建立数字新闻行动者的“类型学” ［22］ 。这一分类体系虽然具有明确的欧美社会背景，但对于我们从生态的角度理解数字新闻的网络化结构有启发意义。

　　从“流程再造”的角度来看，新闻生态理论显然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新闻生产研究的“记者中心主义”倾向。目前，已经有不少相关实证研究针对不同新闻主体及其关系展开讨论。例如，大量研究关注记者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困境。有研究发现，记者作为个体机构生产者不但以个人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推文以吸引用户关注，而且在转发其所属媒体账户发布的新闻报道时也往往附带鲜明的个体评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已无法清晰地切换作为记者的机构身份和作为个体信息发布者的个人身份，而用户也不再有意识地作出这种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客观性规范在数字新闻实践中的衰落 ［23］ 。此外，还有研究关注网络促进者的工作与身份问题，比如，随着数字媒体平台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基础设施，新闻类应用（news app）成为构成新闻网络的重要“基站”，其产生的结果则是软件开发者的身份变化——他们在应用设计与研发工作中与新闻机构和记者合作，不再视自己为“技术支持人员”，而是“内容伙伴”（content partner） ［24］ 。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新闻网络的不断扩张和细密化，更多类型的行动者将会“入网”，他们的新身份，以及他们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新关系，将是我们理解数字新闻网络的关键。

　　除了人与人的关系外，技术与人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数字新闻网络同样重要，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从整体上把握这种关系的有效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比新闻生态理论更加“激进”，主张将包含技术在内的一切“人造物”和人类视为具有同等节点效应的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某种“联合”（association），构建了新闻传播的动态网络 ［25］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认识在于其否定人是信息网络的绝对中心和唯一主体，人与技术、建构物以及理念都平等且没有前置判断地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中。因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我们对数字新闻网络的理解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关系”的遍在性和随机性，以及这种关系模式对新闻流程的极大重塑——数字新闻与其说是一种内容文本或一种信息产品，不如说是一种有着公共性价值目标的信息关系。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下，数字新闻学得以跳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二元化认识论，在两者中间探索构建了一个可用于动态解释的框架 ［26］ 。这一框架的核心，体现在通过分析各种类型的“关系”来描摹网络的运作机制，包括行动者与信息源之间的关系、不同用户及其构成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机构行动者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媒体基础设施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关系解释的汇总和整合，构成了我们关于网络化的数字新闻业新流程的理论。对于新闻学研究者来说，这种去中心化的、高度动态性的、非人类中心的阐释路径不啻一场认识论革命。正如有学者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令研究者开始将新闻业视为一系列实践和关系的“集合”，而非一个拥有明确社会性含义的“职业” ［27］ 。

　　本文深入探讨了驱动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动力体系，将这一体系区分为物质力、情感力和网络力三个维度。使用“力”的表述，意在强调这三个要素在重塑新闻生态过程中的主导性。具体来说，在数字新闻业的流程再造中，数字媒体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创造了基本条件、限定了基本规则，情感成为决定新闻行动者行为的支配性逻辑，网络力则在具体的实践与观念层面为数字新闻新业态赋予了稳定而合法的结构。而数字新闻业流程再造的上述动力体系，也推动着新闻学理论重建关于新闻实践的阐释框架。

　　总体而言，将新闻流程区分为生产、流通和接受等边界分明的“环节”的理论化路径正在逐渐失去解释力，更有效的路径应当立足于对构成新闻生态的三种基本关系的阐释：物质基础设施与总体性实践模式的关系，情感化经验与具体新闻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网络中人及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对于数字新闻流程的理解，将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简化为拥有固定程式的线性认知体系，而是一种随着我们对于不同关系进行持续考察而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阐释学（hermeneutics）。离散化、语境化和不可预测性是数字新闻业流程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新闻学理论或将需要重新界定包括生产、流通和接受在内的新闻学基本概念。

　　数字新闻业的流程从“线性”转向“离散”，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学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的自我定位。新闻生态无所不在，却又仿佛永远无法界定，这将身处其中的人类主体放置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认知真空。人既构成新闻生态，又为新闻生态所限定，只有在转瞬即逝的“关系”（relationship）、“联合”（association）和“接合”（articulation）中才能短暂地锚定自己作为新闻主体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新闻学不再仅仅关乎一种特定的信息类型和一个专门的职业分工，而在更深层次上与“人的存在”这一抽象而本质性的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新闻实践在完成自身流程再造的同时，也以令人无法忽视的姿态介入信息时代人对自身主体性的探索中。

　　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何仁亿，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