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开了30年出租车的张国青本该退休了，却被公司挽留了，如今整个行业不景气，司机缺人。张国青想了想，还是决定再坚持一下。

　　1992年，张国青坐进小小的驾驶座里，他打心底里觉得，这是最自由的工作：不用上班打卡，时间完全由自己控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口袋里总能揣着现金，心里觉得踏实。

　　开了20年出租车的刘彬（化名）通常出车更早，每天3点50分，生物钟会准时叫醒他，20分钟搞定穿衣洗漱，4点10分从家出发。每天早上，刘彬通常都会跑家附近去机场的单子。

　　刘彬是上海崇明人，刚开出租车时，他和搭班的驾驶员一起在莘庄附近租房子住，一人开一天，每天早上把车洗好加满油，交给对方。平摊下来，每天刘彬大概要交360元的份子钱，再加上100元左右的油钱，每天开到下午4点后，钱都是自己的了。

　　开出租车之初，张国青铆着劲，每月就能到手四五千元。不到半年，他就把当初借的2万元连本带息还完了。

　　1994年，张国青花了4800元给家里装了台电线元买了台空调，成了全小区第一户装上空调的人家。一家人从蜗居的14.4平方米小房子搬进了62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张国青偶尔会提起当年的意气风发，当时别人听说他在开出租车，通常会叹一句“不得了”，时过境迁，“如今旁人得知我还在开出租车，都要说太辛苦了，怎么还在做呀？”

　　2013年，大众出租车驾驶员葛厚文发现，师傅们每天吃饭的几个饭店里，突然出现了不少背着包的年轻人，他们手拿着宣传册，凑在饭桌边。

　　后来他了解到，这些年轻人，是打车软件的地推人员。他们手把手地教师傅们如何安装软件，演示操作，承诺软件可帮助大家挣更多的钱。

　　最初，只有少部分的人心动，更多人选择了拒绝或是默默观望。葛厚文发现，这些地推人员再次出现时，口头承诺升级成了更实在的送话费、送礼物，主动装软件的人多了起来。

　　44岁的刘彬是最早一批装上App的出租车司机，他的手机里，订单的提示声频繁响起，有做不完的单子。直到2017年，开了5年出租车的彭广兵才最终下载打车软件。因为这时，他发现“不装不行了”。司机们纷纷向公司反映，路上扬招的乘客越来越少，如果不装App，在路上跑大半天也没有生意。

　　乘客在流失。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快车、顺风车、专车陆续在平台上出现，“蛋糕只有这么大，但现在多了这么多人一起来分，那还能分到多少呢？”

　　“以前是客人站在路边等车，现在是司机坐在车里等客人。”葛厚文渐渐接受了生意不再来自扬招和电调的现状。他看着同行们在车里安装了支架，架起了好几台手机，见过最多的面前摆满5台手机，每一台手机都装着一个叫车平台。

　　他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游戏规则”。司机们开始为系统里的服务分而焦虑，为了提高分数甚至守住分数，不少人绞尽脑汁。

　　如果平台里的积分低，手机可能一天都响不了几声。如果不小心被平台扣去了5分，可能意味着一个月的收入得减少3000多元，需要司机们花上一至两个月的时间补回来。

　　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在路上跑了500公里，有效的公里数可能也就200多。刘彬不得不把战线继续延长，以前下午四五点钟就能收回的本金，现在可能得到晚上。越是没有生意，刘彬就越得在路上继续跑，白白耗费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本就每况愈下的生意遇上疫情变得愈发惨淡，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司机们发放补贴，但每个人都在亏。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司机在外跑了一整天，只挣到180元，不提份子钱，算上195元的油费，还亏了15元。直到2020年5月，大家觉得慢慢缓了过来，但每次疫情冒头，就立马又没了单子。

　　从公司离职后，经过朋友介绍，刘彬很快就在一家单位找到了开车的工作。虽然不如开出租车挣得多，但刘彬觉得“性价比”高，自己的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

　　如今，张国青的微信群里，每天都有人离开。这个行业对于年轻人不再有吸引力，开出租车的“90后”基本上没有了，最年轻的司机也要40多岁。

　　彭广兵到现在一直有个习惯，驶过医院附近，总要去门口看看，有没有在路边扬招的老年人。2014年，彭广兵在某医院门口遇到一位要转院的老太太和家人，上车后他们告诉彭广兵，在路边扬招半个多小时也没人愿意接单。从此，彭广兵就接了老太太一家长期的单子。几年里，每隔20天，老太太需要转院，都会打电话找彭广兵约车，有时候接到电话，他放空车几十公里也会随叫随到，直到前几年老人离世。

　　前几年，张国青开车带着交管部门的两位领导，在上海兜了大半天，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了解出租车司机头疼多年的如厕难问题。2020年，经过公安交警总队的排摸，在全上海设置了500个出租车专用停车点，出租车司机吃饭、如厕、停车难的问题得到大大缓解。龙8long8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