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栏目“作为城市引擎的总部经济”将企业总部建筑对城市空间的关联影响作为研究切入点，瞿佳绮等人的文章通过CTBUH的数据分析了作为企业总部的高层建筑的发展趋势。黄鹤等人的文章主要聚焦于对企业注册数据、税收数据和空间数据的关联性分析。艾侠等人的文章对企业总部型高层建筑的近地界面及相关建筑设计手法进行了研究。

　　产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伴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性城市竞争，高经济产出、低资源消耗的产业及企业广受青睐，城市纷纷制定相应策略措施和政策，吸引这些产业及企业落户。对这些产业及企业的空间利用特征和产出效益的认知，是制定措施引导其空间布局的基础。随着既有数据类型的增加和精细化程度的提高，城市空间中观尺度的定量研究工作得以开展。本文利用企业数据和空间数据的关联分析，对北京产业空间的利用状况及产出效益演变进行梳理，并对高税收的产业聚集地区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定量认知这些产业经济的空间特征。

　　产业经济的空间布局一直以来都是地理学、城乡规划、经济管理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随着企业数据与空间数据关联分析的应用，产业经济精细化的时空分布特征定量研究在上述领域内多有讨论，主要通过企业数据在GIS系统中的落位，分析其城市空间分布特征，厘清产业自身发展演变、城市空间区位特性、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关键要素对空间选址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1-3]。在产业空间布局的研究中，除了不同产业类别的空间分布实证研究，对于产业高度聚集地区，如中央商务区、高科技产业聚集区、集中商业地区等，运用企业数据开展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定量分析也逐渐增加[4-5]。

　　与此同时，产业经济的空间效益一直备受关注。经济学中的“效益”指资源利用的实现程度与投入回报，多与社会、经济、生态等内容紧密关联。从经济学视角对产业经济的空间效益研究多从区域、城市地区等尺度开展，常常以行政管理空间边界为基本单元，采用投资额、产值、税收、就业等经济指标用于衡量土地利用的效率、利用水平和经济产出成效[6-8]。

　　现有产业经济空间分布和空间效益定量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多为如下一些类型：（1）统计数据，由统计部门发布的经济活动数据，以行政管理单位为单位，其空间精细度依据统计单元的规模；（2）企业数据，多为工商注册数据，包括企业的行业类别、注册时间、注册金额、注册地址、注销时间等，其空间精细度可至经纬度坐标，反映线）POI（Point of Interest）坐标，是百度、高德等地图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兴趣点，包括名称、商户类型、地址等，其空间精细度至经纬度坐标。

　　企业数据、POI数据等真实空间位置数据在产业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将空间分析的尺度细化至地块乃至建筑尺度，大大提升了精细度，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工商注册运营的企业信息，不包括就业人数、经济效益、运营空间规模等体现企业运行质量的内容，难以评判产业经济的空间效益。此外，管理中的一些状况也会影响到产业经济空间分析的真实性。例如，注册地址是企业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地址，和企业的真实运营地址不一定相同。一些企业在停止运营后并未及时前往工商部门办理注销，其信息还在一定时间内仍呈现出运营状态，使得注册运营企业数量偏高，等等。这些状况使得对城市空间中企业发展分析需寻求别的数据加以补充验证，以多维度客观反映经济产业的空间利用状况。

　　因此，寻求企业尺度的运营质量与效益数据，如产值、税收、就业、空间规模等，将其与工商注册运营数据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综合分析，能够更加客观呈现产业经济的空间利用特征与经济效益，可建立数据分析和精细化的城市管理需求之间更为密切的关联。

　　本研究从北京市域和位于东部朝阳区内的中央商务区两个空间层面开展研究，分析连续年份中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布演变及其税收产出特征 （见图1）。

　　（1） 运用已经完成空间落位的龙信企业数据，筛选研究年份中仍在运营的企业，开展数据覆盖年限内的全市层面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③。

　　（2） 运用朝阳区企业税收数据，筛选研究年份中仍在运营的企业，借助高德地图和空间定位软件Geocoding对经过标准化地址格式的朝阳企业进行空间落位，并通过坐标转换至世界坐标系，与Google earth的卫星影像图进行叠合分析。为支撑较为精细化的空间分析，对数据的空间精度开展梯度性的校核，特别是针对注册金额100万元以上和税收50万元以上的企业空间落位（见图2）④。

　　3.1 中心城区二环至四环区间是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布圈层特征显著，不同产业有着自身的分布特征

　　北京市产业经济近年来总体呈现出持续的增长势态，体现在经济规模、企业数量及从业人员等方面。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企业数量最多的三个产业门类，企业数量增长也最快（见图3）。

　　这些产业经济分布于北京城市空间，形成了一些显性且较为稳定的特征。首先，企业空间分布的圈层特征十分显著：在中心城区的二环至四环地带，以及周边新城的中心区，形成了显著的产业经济聚集地区；特别是包括中央商务区在内的东二环至东四环地区，以及西北方位的高校聚集区和中关村地区（见图4），这些区域的办公建筑相对密集，是企业聚集最为突出的地区，并且从企业数量的变化上看，其聚集效应在进一步增强。

　　其次，由产业聚集的核心地区向外，不同圈层的企业数量增速递减。2006—2016年，通过连续年份的企业空间分布比较，越靠近产业聚集中心地区，企业数量增长越显著，经济活动也更为活跃。尽管周边新城的中心地区企业数量也在快速增加，但总体来说，中心城区的企业数量增长明显快于周边地区。

　　其三，不同类别的产业经济，其空间聚集呈现出大体相近、但又略有差异的空间分布特点。在全市层面，以数量最多且增长最快的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个产业，以及金融业为例，城市中心区办公建筑集中区承载了上述这几类产业的聚集发展，但金融业的企业数量较少、空间聚集度更高，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覆盖的空间领域更广（见图5）。

　　5. 北京市2006年、2011年、2016年不同产业门类的企业空间分布

　　当进行连续年份企业数据的对比分析时，可以看到中心城区的一些建成地区，在研究年份中空间容量相对稳定，并未有新的建设，而该空间范围内企业数量呈现快速增长，使得既有空间容量难以承担。这一现象需进一步仔细分析，有可能是企业规模的小型化、数量增加，有可能是在此注册企业的快速增长而非在此租用空间进行运营的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因为在增长的注册企业数据中，包含了在此注册但不在此运营、注销但未及时登记等等状况。因此，注册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可从一个方面提供城市地区的产业经济活动信息，若要进一步了解产业经济的空间利用状况，还需利用其他数据进行验证。

　　一般来讲，税收数据能够客观反映产业经济的运行质量，以税收的空间分布作为衡量空间效益的指标是易被认可的。从北京市朝阳区2011—2015年企业税收的状况来看，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是税收贡献最大的行业，其中金融税收增长较快（见图6）。金融业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但平均单个企业的税收金额最为突出。

　　6. 2011—2015年朝阳区不同产业门类的企业税收变化（单位：万元）

　　由于每个行业中位于前列的少量企业形成税收的绝大部分，例如朝阳的统计数据表明，税收金额位于前20%的企业贡献了全区税收收入的约99%，所以税收的空间分布较企业的总体空间分布聚集度更高（见图7），甚至一些单栋办公楼宇年税收可以达到10亿元的水平。

　　通过对朝阳区税收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分析，可以看到形成了若干高税收地块，这些地块的主导产业和高税收产业各有不同，在约10 km²的用地上贡献了全区约40%的税收（见图8）。横向比较这些地块的税收产出，国贸地块为最高，超过100亿元/km²，麦子店地块次之，约80亿元/km²，其余的4个地块都大体为20~30亿元/km²的税收产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税收数据表明，金融业分布对高税收地区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他产业中规模较大、税收产出较高、具备行业引领性或具备总部型特征的高层级企业税收产出显著，龙8游戏唯一官方网站其分布直接影响到所在地区的空间经济效益。

　　北京市朝阳区税收分布（左上）形成的6个高税收地区（左下）及其税收的产业构成情况（右）

　　这些金融业企业和其他产业的高层级企业通常有着一定的人员规模，对办公地点的选择有着相近的要求，例如所在地区的环境品质与企业品牌和形象相匹配、办公环境好、配套服务完善等。当入驻地区之后，这些高层级企业具有较好的空间黏度，通常会有较长时间的稳定运营，并会吸引为之服务的众多中小企业形成周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族群化分布。

　　高层级企业的选址要求与城市空间供给相互匹配，其聚集所形成的高税收地区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共性：占地1~2 km²，办公建筑集中供给，配套完善。除望京地块建成时间相对较短之外，其余地区都是经过长期发展而成，相对成熟（见图9）。在这些地块中，除位于中央商务区的国贸地块和大望桥地块因为较高的容积率，呈现出约4 000个/km²的企业密度外，其余地块的企业密度在2 000个/km²的水平上下。

　　4.1 中央商务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建设，成为产业经济高度聚集和高税收产出的地区

　　北京中央商务区原为新中国成立后在老城外建设的工业产区，1993年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规划建设北京商务中心，1998年的《北京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了3.99 km²的中央商务区范围。2002年进行的中央商务区国际城市设计竞赛开启了该地区的规划建设，此后得以快速发展。2009年新一轮的面向中央商务区东扩区的国际城市设计竞赛举行，同时原有的核心区也在进一步更新建设。至2015年，中央商务区及东扩区占地6.72 km²，是北京市重要的功能地区，也是产业经济高度聚集和税收高产出的地区，聚集了2万多家企业，税收达到近400亿（见图10）。

　　2011—2015年间，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中央商务区内企业数量最多的产业（见图11），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是该地区的高税收产业（见图12）。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平均每个企业的税收贡献度最为突出。

　　通过分析企业数据和税收数据可以看到，中央商务区已经聚集了各类产业企业。这些有着不同产出效益的产业企业，无论是何种产业门类，在中央商务区多体现为高层级的总部型形态，租用办公楼宇开展业务。

　　4.3 高层级企业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高质量企业的不断入驻推动中央商务区的持续发展

　　观察中央商务区产业经济的发展演变特征，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后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建设开始实质性推动以来，该地区入驻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以快速提升。在2000年至2010年间入驻的企业成为中央商务区发展的主要承担者，贡献了该地区税收产出的绝大部分，尽管逐年占比下降，但2015年仍有70.5%。该地区2011年后注册的企业税收逐年提升，这表明新入驻的企业有着良好的经济效益（见图13）。

　　13. CBD及东扩地区2011—2016年税收中不同注册年份企业的占比

　　在2011—2015年间，中央商务区没有出现显著的空间容量变化，企业数量的变化表明了不同行业的活跃度，税收变化真实地体现了既有空间中的企业发展质量，也直接反映了空间经济效益产出的变动。总体上来看，高等级高密度的办公建筑群落吸纳了金融业、房地产业及各行业中的高等级企业，这些企业的运营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批发零售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中的中小企业更迭变化更为显著。在研究年份中呈现出进一步的企业聚集势态和增长的税收产出，这得益于入驻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也受惠于聚集效应的持续演进吸纳了新的优质企业（见图14）。

　　（1）城市层面形成的若干产业聚集区，在研究年份中呈现出注册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聚集度越高的地区经济活动越频繁；

　　（2）金融业企业和各产业的高层级企业是产业税收的主要贡献者，产业税收的空间分布直接受到这些少量高税收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较企业的空间集中度更高，且空间位置更为稳定；

　　（3）中央商务区代表了一类典型的高税收地区，是高层级企业聚集的高标准办公聚集区，在研究年份中，地区内企业数量和税收均呈现出增长势态，由于此时间段内空间容量未出现显著扩张，所以地区发展主要源于入驻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和持续的聚集效应吸纳了新的高品质企业前来。

　　认知城市空间承载产业经济及其产出效益的特征，是制定政策引导合理利用城市空间的基础。基于前文的研究结论，宜采取如下方面的策略以引导高经济效益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发展：

　　（1）尊重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合理供给空间。产业经济在空间选址上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受到产业发展演变和产业链分布、城市空间区位特性、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等主要因素的综合影响，并有着相应的空间规模。应对这些影响因素及空间规模的合理区间有清醒的认识，应避免错位供给和过量供给。

　　（2）注重完善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支撑体系，吸引目标企业前来。在如今广泛存在的城市竞争中，高层级企业是各级政府竞相吸引的对象。除了优质的空间物环境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运营环境条件，包括地区的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等。在高品质城市环境成为众多城市的基本条件之后，软环境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3）从城市层面加以统筹谋划，尽可能发挥这些产业聚集区的综合引领作用。高层级企业聚集的高税收地区毫无疑问是城市发展的经济引擎，如何更好地引导这些高层级企业的上下游产业布局、为这些高层级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优化职住平衡等，带动周边更大地区的良好发展，是城市层面的长期课题，并伴随着这些高税收地区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需求。

　　① 本文所用税收数据指企业在朝阳区内形成的全部政府财政收入数据，在统计上用“辖区收入”一词，在层级上包括了中央、市、区三级，在类别上涵盖了所有的税费类别，由于费所占比重较低，因此文中均以税收来指代辖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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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栾峰，何瑛，张引.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园区布局规划导引策略——基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企业选址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9（01）：40-49.

　　[3]徐祯，李国平，席强敏，等.北京市建筑设计产业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J].地理科学，2021，41（05）：804-814.

　　[4]崔喆，沈丽珍，刘子慎.南京市新街口CBD服务业空间集聚及演变特征——基于微观企业数据[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1）：1832-1844.

　　[5]唐永伟，唐将伟，熊建华.城市创新空间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与内生逻辑——基于武汉市2827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分析[J].经济地理，2021，41（01）：58-65.

　　[6]王兴平，崔功豪.中国城市开发区的空间规模与效益研究[J].城市规划，2003（09）：6-12.

　　[7]刘伟奇.长三角国家级开发区与城市空间效益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09（02）：10-17.

　　[8]刘伟奇.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效益比较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1，26（10）：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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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1年第5期日常空间的策略：型式、过程与方法黄鹤、张璐、刘杨凡奇《基于企业数据的北京产业空间分布及空间效益的特征研究》，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黄鹤，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张璐，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研究助理；刘杨凡奇，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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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黄鹤，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副教授；张璐，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研究助理；刘杨凡奇，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硕士生

　　[1]瞿佳绮、蒋妤婷、王莎莎、王桢栋 .高层企业总部建筑发展趋势刍议[J]. 时代建筑，2021（5）：60-65.

　　[2] 黄鹤、张璐、刘杨凡奇.基于企业数据的北京产业空间分布及空间效益的特征研究[J]. 时代建筑，2021（5）：66-70.

　　[3] 艾侠、庄葵.企业总部型高层建筑的近地界面研究[J]. 时代建筑，2021（5）：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