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辩证分析新闻业平台化转型问题，着重批判和反思当前平台型媒体存在的新闻泛化现象，揭示新闻泛化、“去新闻化”的表现和后果。

　　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即是数字平台成为社会运转的公共基础设施[1]，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平台社会的新阶段。在社会平台化的大背景下，包括新闻业在内的诸多信息传播行业在结构和运作机制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兼具内容生产专业性和用户服务多样性，且依托于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的聚合和分发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正在重塑新闻业生态，成为数字新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型媒体成为各种传受关系的中介枢纽，构筑起新闻生产与信息流通的社会化传播网络[2]。当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涉足新闻业的运作，很多人认为新闻生产正在由“新闻”向“内容”转型，由此一方面带来了新闻生产的数字创新，塑造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则引发了新闻泛化乃至“去新闻化”等新问题，海量的、碎片化的、低劣的内容充斥平台，这不能不令人对新闻内容本身的品质产生忧虑。本文围绕这一现象，分析平台自身内容运营逻辑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逻辑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的关系这一主要问题，批判性地反思新闻泛化以及“去新闻化”现象，并从规范层面探讨良性的平台内容生态的可能路径。

　　基于数字技术背景，平台一般指支持特定应用程序的设计和使用的基础设施，例如互联网平台[3]。在荷兰学者何塞·范·迪克看来，互联网平台最重要的涵义在于社会计算和政治经济层面，具有“社会—技术”链接的互联网平台是能提供互动交流和销售商品的集会场所[4]。平台的两个关键词是“开放”和“中立”，但平台算法的价值偏向以及平台技术垄断带来的高度中心化问题也使其备受争议[5]。

　　近几十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搭建起的平台系统带来了新闻业的平台化转型。互联网平台的物质层面、计算技术层面与政治经济层面深度互联，形成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中介平台和平台化行业的三层平台生态系统[6]。在这一系统中，新闻业主要是在平台化行业层面涉及的领域之一。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型互联网公司依靠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搭建起拥有海量端点并主导端点间协作交互的平台型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形态各异的社交型平台，还有今日头条等新闻聚合型平台。这些平台型媒体依靠内容聚合、用户黏性和精准分发的优势，吸引专业的新闻媒体进驻[7]。另一方面，传统新闻媒体尤其是我国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也纷纷搭建自主的数字化媒体型平台，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移动客户端。

　　新闻业与平台的关系，逐渐从共存走向相互融合。早在以论坛、博客为主导的Web2.0时代，新闻业与平台之间便寻求共存，彼时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与个人电脑的占有率还不算太高，传统的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介依然是新闻业的主要传播渠道。但当互联网进入Web3.0或者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平台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系统的运行之中，并成为人们日常交往和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之一。传统的新闻业越发依赖互联网平台，并在技术、传播渠道、内容生产、用户服务等各个方面融入平台生态，平台型媒体由此崛起。从商业逻辑来看，互联网平台在覆盖面和注意力资源上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广告商最主要的投放渠道，传统媒体广告收入锐减、行业萎缩、盈利下降。因此，传统新闻媒体也需要借助平台开拓传播渠道、提升影响力[8]。

　　简言之，新闻业的平台化是近年来的一大趋势，平台型媒体既是互联网平台化的产物，也是传统媒体转型的体现，逐渐成为数字新闻业中的重要力量：平台型媒体可以选择信息如何被组织、呈现和推送，影响公共话语表达，并具有社会舆论动员能力[9]。

　　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常被概括为数据化、商品化与选择性[10]，通过流量进行商业变现的逻辑贯穿平台运作之中：平台通过用户数据和算法推荐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以吸引用户、激活平台流量，并据此推送个性化广告或商品服务，实现商业变现。从商业逻辑来看，互联网平台是开放扩展的且依赖用户的参与，尤其是用户的数字留痕和用户生产内容[11]。一般来说，平台本身并不以内容生产见长，而是依靠其广泛的用户群体和分发技术优势（或者算法优势）成为内容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重要中介枢纽，并与传统的新闻媒体等内容型媒体结成互补的合作关系[12]。传统新闻媒体基于扩展传播渠道和影响力的需求，选择加入平台，成为平台的内容提供者之一；平台则利用传统媒体的内容资源和公信力资源，满足用户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提升平台的影响力[13]。

　　正是在平台运作机制的塑造下，平台型媒体的运作逻辑主要表现为，通过泛内容生产与传播，绑定用户与平台的关系，并通过用户数据流量，最终实现平台型媒体的流量变现。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产生于其支持各边参与者交往的中介价值。与通过售卖受众注意力盈利的传统新闻媒体不同，平台型媒体通过促进不同端点的信息共享和交流，获得比受众注意力更具有商业价值的用户黏性，进而实现平台运营的整体价值变现[14]。进一步说，平台型媒体的关注重心不在于内容本身，而在于如何促进平台端点间的交互行为，即如何增加平台数据流量和保持用户规模。

　　然而，不同于平台型媒体的“流量本位”逻辑，传统新闻媒体遵循的是“新闻本位”的内容生产逻辑。因此不难发现，平台逻辑正在深刻影响并冲击传统的新闻逻辑。一方面，在专业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中，新闻从业者围绕新闻事件价值建立起“新闻网络”[15]，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时间制度和工作节奏。例如，新闻机构建立了稳定的社会性工作机制来预测和应对突发性事件[16]，如夜班编辑制度、报纸号外出版制度等，以确保对重大新闻和关键事件的随时采集与报道。但数字平台的永久在线和连接，却带来数字新闻业的加速生态，使得“24小时营业”“每日推送10次”等为适应平台信息流推送的高强度工作成为常态[17]，也造成新闻时间逻辑的异化，并由此引发了新闻传播主体间关系、新闻本体的危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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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传统新闻机构为控制工作流程，一般会采取新闻类型化的方式来应对事件过剩，如编辑按照新闻内容区分软新闻和硬新闻，并优先发布硬新闻[19]，这反映出专业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是一种严苛的择优机制。对比之下，平台更像是末位淘汰机制：算法模型解析内容信息并归类分发，根据用户反馈（如点击量、点赞数、评论数）进行再分发，并将数据不好的内容淘汰，使其沉没于平台的内容池中。因此，不少新闻媒体为维持在平台中的内容曝光度，选择量化投放的方式与算法博弈，这也带来大量不具备传统新闻价值的内容涌入平台。当然，这是关于平台逻辑与新闻逻辑差异的基本分析，在平台运作的实际情况中更为复杂，限于篇幅此处不赘述。

　　辩证地看，数字语境下的平台化也推动了传统新闻业态的整体创新。平台的开放性和扩展性使新闻业从较为封闭的专业生产系统走向杂合化[20]，也有学者称之为杂合体新闻业，其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要素为核心的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紧密互动、交互融合[21]。应当说，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日益呈现出无限联结、开放性和过程性等特征，平台化带来的新闻实践与业态创新，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生产性新闻创新[22]。首先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新闻从业者可以应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收集、分析数据的效率，辅助开展调查性报道[23]。其次是互动式新闻形态的探索。如VR、AR技术制作的沉浸式新闻、新闻游戏等。最后是新闻叙事与语态创新。如新闻博客、新闻播客、新闻短视频（如“Vlog+新闻”）作为新的新闻类型，开创了主观视角与故事化的新叙述特征。

　　二是多元新闻行动者协作带来的组织与模式创新。首先是平台技术赋能下用户参与并影响新闻生产。用户的搜索、评论、分享、上传等行为打破组织化新闻生产流程，形成“协作式新闻布展”[24]。其次是平台型媒体、机构媒体与社交媒体等主体的加入，推动新闻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如媒体间的跨组织新闻协作，还有媒体融合进程中新闻业探索在数据、算法、平台等底层技术逻辑上进行整合的“全媒体”矩阵建设[25]。

　　虽然平台化的技术驱动带来新闻业的创新行动，但平台的流量本位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规范和职业精神，带来新闻泛化乃至平台“去新闻化”的现象和问题。究其原因，海量的信息流通使得平台呈现信息过载状态，大量娱乐信息和日常生活片段泥沙俱下，自然稀释了平台的“新闻浓度”。再加上平台的社交娱乐属性和个性化算法推荐机制，使得用户对严肃性新闻的感知和态度也发生变化。在平台运作机制下，用户的行为进而影响内容供给者的内容生产：一方面，为迎合用户情绪、碎片化阅读习惯和争取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内容生产者将娱乐八卦、生活琐事、服务类信息泛化为新闻，平台的内容生产中呈现出新闻信息与其他信息混杂交融的新闻泛化现象甚至伪新闻现象；另一方面，新闻内容由于缺少固定受众和稳定盈利模式，平台内容供应者的新闻生产意愿有所下降，尤其是严肃的、深度的原创性新闻或调查性报道受到影响，平台的“去新闻化”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忧。

　　新闻泛化，是指新闻与其他信息之间的边界的模糊化。具体而言，新闻与其他类型信息杂糅，呈现出形式上的信息化资讯化、内容上的日常生活化等特征[26]，甚至沦为扭曲新闻价值的“伪新闻”。新闻泛化现象在当前平台型媒体中比较普遍，虽有填补多元信息需求的客观需要，但更值得警惕的是，新闻媒体在实践中淡化职业的、专业的新闻理念，“鸡毛蒜皮成为流量新闻”，在微博、微信和短视频平台上，一条社会新闻被广泛转载、一条心灵鸡汤被推上热搜、一条普通公告被冠以“重磅新闻”……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从新闻活动历史来看，人类为了生存和协作，实际上始终处于各种信息的交汇环境之中。在前新闻业时代，新闻信息与其他信息混沌不分，直到大众新闻业与职业新闻机构的出现，才使人们的新闻意识和观念逐渐明晰，将及时发生的事实性信息与虚构的信息、主观的意见观点等其他信息区别开来。而到数字新闻业时代，新闻内容的泛化成为平台型媒体运作的一种现实状况。不过，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信息的混沌状态，数字语境下新闻泛化本质上是由于数字技术带来新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表现为大众化多元的新闻传播主体带来的信息增量现象，使新闻更为广泛地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事件与事实[27]。

　　新闻泛化还表现为伪新闻化。“伪新闻”就是将不具有新闻价值的普通事实包装成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是虚假新闻的一种表现形式[28]。伪新闻现象早在大众化报业时代就已产生。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报业出现的“黄色新闻潮”。

　　从大众化报业走向平台型媒体，伪新闻现象有了新表现。一方面，广告新闻化和公关新闻化等传统伪新闻现象普遍存在[29]；另一方面，在平台商业流量的驱使下，“新黄色新闻”似乎愈演愈烈。比如，一惊一乍、模棱两可的标题党新闻盛行，数字加叹号的标题，“这国”“此地”模糊地点的标题，带“刚刚”“重磅”的标题泛滥。还有，娱乐八卦和日常琐事内容越来越挤占严肃新闻的空间。2023年上半年微博热搜趋势报告显示，明星娱乐热点占微博热搜的40%。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上，媒体编辑“搬运”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生产的内容，加上显著配色的标题，配上洗脑的音乐音效，附上一句对当事人的电话采访，就加工成了一条所谓的“新闻”。“新黄色新闻”甚嚣尘上，偏离了传统新闻价值观念，也引发了用户对媒体内容的反感，常有用户评论“没有新闻可以不报”。

　　新闻泛化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是平台型媒体的“去新闻化”。“去新闻化”指的是平台型媒体在内容生产时，不再以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作为重心。“去新闻化”有两点特征：从内容生产者角度来看，严肃新闻的供给不足，生产能力弱化；从平台用户角度来看，用户对严肃新闻的感知和关注度弱化。

　　平台型媒体的“去新闻化”现象有两种表现。首先表现为深度报道相对缺乏，调查性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呈下滑趋势。在传统媒体时代，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栏目、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等，通过新闻调查展开深度报道，发挥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数字时代，虽然也有北京青年报社的“北青深一度”、新京报社的“剥洋葱people”，还有在财经等垂直领域的平台型媒体坚持运营深度报道的账号（栏目），在追踪社会问题、深度剖析新闻事件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整体来看，在经济效益导向和生产成本考虑下，一些平台型媒体（尤其是以新闻命名的平台）选择撤销深度报道部门，深度报道记者锐减，更缺少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现象级调查报道作品。如2022年6月腾讯新闻开展规模性的组织优化，一些精品原创内容生产的工作室被整体撤销[30]。而且，当前平台型媒体越来越缺乏原创性新闻的生产能力，主要做转发公文和新闻通稿的工作，或针对网络热点制作碎片化新闻，这也导致平台型媒体的新闻同质化现象明显。

　　其次表现为旧新闻的“新闻化”，网络媒体出于追逐热点而传播旧新闻的现象加剧“去新闻化”。由于流量逻辑和商业化倾向，网络媒体为追逐时下热点，通过搜集与传播旧新闻或未经核实的新闻来获取用户注意力。有时因旧闻与当下新闻事件有所关联，网络媒体就将旧闻事实“移花接木”，使之成为现下新闻事件的事实，引发新闻失实等问题[31]。这种旧闻新报的内容生产，减损了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平台型媒体“去新闻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平台商业运作模式下，传统的内容生产业务无法自负盈亏，在经费投入不足的时候更显得内容生产业务难以为继。当下互联网平台面临广告下行的盈利压力，开展降本增效改革、优化调整以及撤销平台型媒体的部分内容生产业务成为无奈之举。2022年底马化腾回应腾讯内容业务改革称：“如果不能自负盈亏，那留给腾讯新闻的时间也就不多了。”[32]2023年3月，一些报道指出腾讯平台及内容业务事业群出现裁员、转岗和对外招聘紧缩等变动[33]。“去新闻化”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可以养成受众的固定新闻接受习惯，平台用户缺乏固定的新闻接受习惯。数字平台的算法机制赋予用户个性化定制信息的权力，“偶遇新闻”成为平台用户接触新闻的主要方式之一[34]。

　　人类社会漫长的生存与发展历史，离不开对周围变动信息的感知，并以此来调整行动、适应环境。新闻像是我们的社会知觉，渴望新闻是人类群体的本能[35]。进入现代社会，科技革命带来物质生产力与社会分工的生产关系变革，社会处于高度变动之中，社会流动性加剧，专业新闻机构的登场填补了社会对新闻的巨大需求。拉斯韦尔很早就阐释过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其中协调功能正是强调新闻机构通过新闻信息的传递，协调社会对环境作出回应[36]。施拉姆也提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人，如扩散现代生活经验，协调社会行动和过渡社会关系等[37]。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经济建设和信息化等现代化的基础维度，新闻媒介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信息传播、社会整合以及信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38]。中国新闻事业秉持党性原则，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转型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39]，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组织动员和教育引领功能。

　　也许从当前数字媒介环境来看，新闻泛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它符合用户情感化、娱乐化的心理诉求，也满足了当前多元主体的大众化、个性化信息需求。但如果将目光放高放远，于社会进步而言，新闻的信息地位无可替代，尤其是关乎人们生存发展和社会治理的严肃新闻报道更是无可替代。在现代化进程中，关乎政治经济的重要事件以及突发事件的严肃新闻，会在根本上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风险感知以及人们的社会行动。

　　于平台内容生态建设而言，本文认为，良好的平台内容生态需要有一定占比的严肃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新闻，这理应成为平台内容中重要乃至关键组成部分。毕竟，平台型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归根结底是以专业的、职业的、严肃的新闻报道作为支撑，而不是依靠娱乐资讯、软文广告和碎片化的信息与观点。在新闻史上，英国主流大报一直坚持风格严肃的深度报道，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力；在报网融合转型中也始终坚持专业的新闻标准，为自己赢得长久的声誉[40]。人民日报同样也是以严肃报道著称的权威性报纸。人民日报自1997年创办网络版、开启数字化转型，后在2012年至2014年陆续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上线手机客户端，组建其全媒体传播矩阵。在平台化转型过程中，人民日报始终坚守内容生产和深度挖掘的信息高地，在时政内容和言论上保持严肃庄重的核心精神气质，以高质量内容和党报的政治权威性扩大其品牌影响力[41]。再如前文提到的平台型媒体——腾讯新闻。在降本增效的盈利压力下，腾讯新闻在2022年尝试开展精品化改革，其改革核心在于摒弃流量内容模式，走精品资讯路线。在改革进行半年后，腾讯新闻首先实现了盈利[42]。这些案例为平台内容行业提供了不同于流量内容模式的新闻生产模式，也验证了新闻逻辑对平台型媒体的良性内容生态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对于平台型媒体而言，重返新闻逻辑并不是要专业的严肃新闻在供给量上取胜、要求所有新闻信息都回归严肃的新闻语态，而是要让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被生产和传播，发挥其社会功能与作用。平台不应任由泛娱乐化内容无孔不入地侵蚀严肃的专业新闻，而是要改善严肃新闻在数字媒介中严峻的生存形势。

　　首先，平台型媒体要遵循新闻逻辑和新闻规律，要坚持新闻的真实准确、客观公正、平衡透明等基本原则，维护新闻的权威性，不能因盲目追逐流量而牺牲新闻真实性和新闻的内容质量。

　　其次，平台型媒体要建立“新闻门槛”意识，以严肃的深度报道作为专业性追求。如2023年第29期《三联生活周刊》聚焦“吴谢宇弑母案”，用9万字的篇幅和扎实的采访调查，讲述了吴谢宇的人生经历，深度剖析其犯罪动机[43]。围绕“吴谢宇弑母案”，多家新闻媒体以特稿形式深度报道，引发了强烈反响。这说明受众对严肃新闻虽不像以前那样敏感，但依然有较高的关注需求。

　　再次，平台型媒体要坚守对社会环境的守望职责，要有意识地关注关系社会发展和民生热点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发挥优质深度新闻报道对社会公众的引导力。

　　最后，平台型媒体在探索媒体商业运营的同时，也要考虑新闻作为公共产品的非商业性。虽然已有财新等媒体精品内容付费模式的成功案例，但对很多媒体而言，这种模式是很难复制的。不过，平台型媒体可以借鉴“转移支付”模式，借助其他部门的商业盈利来支撑新闻生产部门的运转；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政策也应适度向严肃的主流媒体倾斜，为平台型媒体营造相对适宜的内容传播空间。

　　当平台型媒体成为新闻业中的重要力量，平台的流量逻辑影响了传统的新闻本位逻辑，导致新闻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信息混杂传播，新闻泛化乃至平台“去新闻化”的现象和趋势日益显著。“没有新闻可以不报”等用户评论反映了公众对新闻弱化、泛化现象的反感和批评。这也提醒平台型媒体，立身之本在于生产和报道真正反映社会现实变动和社会问题的严肃新闻，捍卫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要建设良性的平台内容生态，还是要在回归新闻本身上“下功夫”。

　　【本文为国家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思想资源、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研究”（编号：WRJH2021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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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凌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刘梦青：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涂凌波,刘梦青.平台型媒体内容生产的新闻泛化现象反思[J].青年记者,2023(16):20-24.

　　改善严肃新闻在数字媒介中严峻的生存形势已经迫在眉睫。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的转型，需要结合自身优势，立足数字时代传播特征的变化，规避资本对传播业的话语主导，建立良好的传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