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一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保障。国际上,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来袭,各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国家战略,德国有“工业4.0”,美国有“工业互联网”,而我国正处于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制造业如何把握时代机遇,直面挑战与困境,值得关注与探讨。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制造业创造了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贡献了出口总额的90%,未来几十年制造业仍将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是《中国制造2025》的奋斗目标,工业企业应把握契机,乘势而上,率先迈进智能制造行列。
但是,传统制造企业如何结合自身实际,解读、应对、决策和部署“智能制造”国家战略,完成从先进制造、高端制造到智能制造的华丽转身呢?或许《中国制造2025解读: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一书能够对我国工业企业有所启发。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物价带动人工费用上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开始加速进行工厂转移。世界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最终选择了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的贵州省,甚至还有远走东南亚的打算。
代工企业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进行组装作业,因此廉价劳动力不可或缺。而电子代工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或者大规模迁徙东南亚之后,会对我国制造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既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那就要在配套环境上下功夫。在需求持续萎缩的笔记本电脑领域,各代工企业的“西部大迁徙”也在持续。2010年以后,广达电脑等台湾的5家大企业相继在重庆市建设了新工厂。这些企业看中的或许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而是重庆至欧洲间直达货运列车2011年正式开通带来的物流运输成本的优势。
提到制造业不得不提微笑曲线。微笑曲线是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于1992年提出的著名商业理论,因其较为贴切地诠释了工业化生产模式中产业分工问题而备受业界认可,已经成为诸多企业的发展哲学。
微笑曲线将一条产业链分为三个区间,即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其中生产制造环节总是处在产业链上的低利润环节。
于是,生产制造环节的厂商总是不断地追求有朝一日能够走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占据着研发与设计、营销与服务的产业链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则被挤压在低利润区的生产与制造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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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3.0”时代,企业以大规模生产、批量销售为特征,通过规模化生产,提供标准化产品,获取行业平均利润,各企业按其所处研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的产业分工位置,分享价值。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与设计、营销与服务是利润相对丰厚的区域,盈利模式通常具有较好的持续性;而处于“微笑曲线”中间底部区域的生产与制造只能无奈地维系相对较少的利润,而且由于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也相对较低,致使竞争更为激烈,可替代性强,从而又进一步挤压了利润空间。
但是,中国制造业想要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区域绝非一夕之功。所以,截至目前,我们仍在探讨:如何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
以往的思路认为,想要摆脱传统制造业的低附加值境地,就必须向“微笑曲线”的研发和服务这两端延伸,通过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制造业周边服务业是必经之路。从产业层面来看,“研究与设计”环节意味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营销与服务”环节则是要提高制造业周边服务业的比重。但是,这一过程会遇到诸多挑战,且不能实质性地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也不能短期内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
但是,“工业4.0”时代,我们不用再纠缠这个难题了。因为,制造业的存续已久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借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客户及利益相关方纷纷参与到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及价值实现等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从而将形成新的价值创造和分享模式。
“工业4.0”的目标是寻求智能化的制造模式。“工业4.0”中,德国正在努力设计未来工业生产中的网络协同模式,以开发能够完全适应生产的产品,这种适应性将使德国企业面对客户的需求变化时,能迅速、轻松地作出响应,并保证其生产具有竞争力,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制造业企业将不再自上而下地控制生产,不再从事单独的设计与研发环节,不再从事单独的生产与制造环节,也不再从事单独的营销与服务环节了。与之对应的是,制造企业从顾客需求开始,到接受订单、寻求生产合作、采购原材料、共同进行产品设计、制定生产计划以及付诸生产,整个环节都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彼此相互沟通,而信息会沿着原材料传递,指示必要的生产步骤,从而确保最终产品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这种生产制造的灵活程度无疑代表着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预示全球制造行业将迎来技术升级的激烈竞争。
“微笑曲线”分工模式下,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流程化管理,提供低成本的标准化产品,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工业4.0”模式下,企业、客户及各利益方互助式参与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实现等环节,客户得到个性化产品、定制化服务,企业获取了利润。
Apple的iPhone手机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iPhone手机的系列产品包装内一如既往地写着,“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意即“Apple是在美国本土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加州进行了产品研发与设计,在中国实施的产品组装”。但是,除了很少一部分零部件之外,其他的大多零部件都不是Apple公司生产的,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Apple公司对全球的各类优秀零部件供应商的产品进行了组合,生产出了iPhone、iPad。所以,iPhone是“中国制造”吗?是“美国制造”吗?显然都不是。据日本媒体报道,iPhone6中,摄像头由索尼供货,液晶面板由夏普供货,高频零部件由村田制作所或TDK供货,LED背光模块由美蓓亚等日本企业供货,只不过组装过程是由位于中国境内的富士康公司来完成的。
这就说明,随着网络协同制造的发展,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实现等环节将会发生变化。
危机是威胁也是机会。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全球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将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构成巨大挑战。
资料显示,在2012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分布中,美国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方阵,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而中国及英国、法国、韩国则处在第三方阵。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制造强国相比,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结构层次偏低,发展方式粗放,大部分制造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快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在如何应对方面,关键一点就是,要以网络化、智能化为动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德国的“工业4.0”通过打造智能工厂,将生产设备、生产系统、业务管理系统全部连接起来,形成新的信息物理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制造模式。而我国目前大多制造业企业还没有对信息物理系统有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很难跟上全球工业革命的最新步伐。
具体而言有两点:一是重新挖掘比较成本的优势;二是提升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以前我国制造业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廉价的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这方面充分体现出“危机是威胁也是机会”。因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生产成本将大幅减少,生产模式将大幅转变。也就是说,新一轮工业革命不再偏重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廉价的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对国家间比较优势格局会产生较大变化。
还有,我们有了新的比较成本优势。比如说,自贸区方便了制造业产品的跨境交易,会简化零部件的进口,带动产品的出口;电子商务巨头铺设的现代化物流体系,遍及各省市、各区县,涉及许多村落,那么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规模物流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优势,它缩短了采购和销售的时间,也就相应地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工期,加快了面市步伐;还有便捷的高铁,现在虽然还没有用于物流,但是人员人才的流动已经非常便捷了,这样一来对企业来说,无疑可以更多地获取知识,企业的销售人员在跑市场时也节约了时间,扩大了范围。
“工业4.0”时代,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等行为将更加普遍。所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
同时,“工业4.0”时代,是数据制造、互联制造、智能制造的时代。《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需要有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产业研究经历,既懂机床、自动化等工业,又懂计算机软件、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跨界人才来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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