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活动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从新闻生产的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新闻生产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与非职业新闻生产的二元化结构；从新闻业角度看，职业新闻生产方式也在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发生改变甚至变革。以技术作为切入口，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可以揭示新闻生产活动相关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

　　作为话语的“新闻生产”正逐渐渗入到新闻研究领域的中心地带，在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中以“新闻生产”为主题词，以“新闻与传媒”学科为检索域，仅2012年至2017年这5年间，就有1421篇相关期刊论文发表；而在“”中，以“新闻生产”为主题词，以“新闻传播学”为检索域进行检索，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200本相关著作出版，较有代表性的有芮必峰的《新闻生产中的力量博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田秋生的《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等。这显示出，原本作为经济学术语的“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基本范畴，正成为人们理解、分析、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概念。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新闻生产”“新闻生产方式”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注重时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二是强调视线的聚焦，更多地将新闻生产放置于职业新闻活动领域之内审视。尽管不乏富有见地的研究，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缺乏历时性、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视野，少有将新闻生产活动放之于历史流变和社会环境中进行把握的统观性视域。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技术视野下，以历时性的角度审视、分析和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揭示新闻生产活动相关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

　　本文探讨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其实是源自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基础性概念。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通常而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1]，因此，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把握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而生产关系则主要指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所相互结成的特定关系，“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3]。以此来看，在相对细化的层面上，生产方式至少包含着生产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劳动产品、生产关系等基本要素。

　　“新闻生产方式”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视为上述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在新闻领域、新闻活动中的相应延伸。新闻生产方式也实际包含着新闻产品、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生产关系等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是任何新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从逻辑上讲，只要具备了上述要素，便可构成微观意义上完整的新闻生产活动。

　　“现代科学技术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中的首位，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相对独立的要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4]。现代技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是伴随性的，这种伴随性集中体现在重大的、革命性的技术变化，往往会推动生产方式向更高层级的革命性转变，“每每出现技术的革命性更新，人类社会也随即进入一种全新的形态，即社会能够发生整体上的结构变换：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均会随之因应”[5]，就像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影响亦是深刻的。古登堡的印刷术开启了全新的媒介时代，使报纸成为新闻流动与传播的通道；19世纪，美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提升使“便士报”成为可能，推动了报纸向大众化报刊时代的转变；电气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报、广播、电视等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互联网的诞生又成为新闻得以呈现的“万花筒”。媒介技术的更迭与演进，造就了新闻传播史上不同的媒介时代，也导致了新闻活动面貌的改变与更新。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的革新与演进，很多情况下对于新闻活动的影响是直接且根本性的，其改变了媒介的基本形态，决定与变革了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与要素，形塑了人类新闻生产活动的基本面相。也正因为此，在历史视野中审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技术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分析尺度和切入视角。

　　当我们以媒介技术为视角进行历史观察，会发现改革开放这40年的新闻活动，表现为一种时期比较分明却又紧密联系的过程。而将之放在人类媒介整体发展的视野中，又会发现，这几十年的演变就像人类新闻演进活动的“压缩版”。

　　报纸与广播延续了历史的优势，成为改革开放后在新闻传播活动舞台最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报纸与广播，严格意义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其核心职能甚至可以说全部职能都是用来为政治宣传服务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的解放与新事物的涌入，使得“媒介再也无法回避它的产业属性了，像过去那样单向的宣传，已经不会再有人爱听”[7]。以报纸、广播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媒体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经历了一个急速转型的时期”“大多数政党机关报已经从党和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并旨在成为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经营实体”[8]，传媒产业开始获得飞速发展，报纸、广播逐渐迎来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生命历程中的“黄金时期”。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不再单纯的是思想宣传的工具，开始成为一种可以贩卖的“商品”，而只有当新闻具备商品属性时，在逻辑上才更适合纳入“生产”“生产方式”的考察视域。

　　尽管1958年5月1日，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诞生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就已开始试播，但一直到80年代，电视几乎是以极少量的、零星的面貌散见于中国社会，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大众媒介。80年代之后，电视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1982年，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从过去的20点提前到19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变更为中央电视台，确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一栏目发布重大新闻的权威地位，并培养了无数观众每天19点打开电视机的收视习惯。随着社会的整体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电视台、电视节目也开始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逐渐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观。1985年，电视广告营业额占全国广告营业额比例首次突破10%，开始高速增长，至199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22.4%[9]，电视成为中国新闻活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并在新闻生产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性探索。

　　电视、报纸、广播蓬勃发展的90年代中期，一支新兴的媒介力量也在悄然崛起，并为日后改变整个新闻传播样态乃至重塑社会结构积蓄力量。1994年，中国迈入互联网世界的大门，逐渐有报纸开设网络版；1998年，商业网站介入新闻传播领域，“从1998年下半年起，为了向‘门户网站’转化，一些商业网站开始把‘新闻’作为其业务的增长点，许多网站开辟了‘新闻中心’或‘新闻频道’”[10]。此后，由于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免费性，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以新浪、腾讯等为代表的商业门户网站，以东方网、南方网为代表的重点新闻网站和以人民网、新华网为代表的媒体新闻网站，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当然，互联网的发展绝不仅仅停留在占领传媒行业市场份额上，而是于无形之中从基础层面改变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互联网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影响是内在的、根本的、革命性的，其从新闻产品形态、操作手段、生产流程和生产关系结构等方方面面重塑着新闻生产、新闻活动。

　　及至当下，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正向纵深发展。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7.5%。这一数据显示，以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移动终端已成为内置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中最重要的信息工具和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窗口，社交类媒体以及新闻类APP也已成为各类新闻信息最重要的集散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融入新闻活动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VR与AR、电子游戏等技术，不断拓展、延伸着新闻活动的范围和边界，新闻不仅仅在传播渠道和信息收受层面上形成了时空性的蔓延与扩展，在生产层面上也发生着融合、延展、变异等趋向和态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活动经历着传播形态上的迭代，但这种迭代并非断裂性的，不同媒介形态也并非互斥性的、零和性的。相反，每一种由新兴媒介技术催生的传播载体的涌入，所带来的都是新闻活动扩张性的升级。新兴传播载体的涌入，当然会对旧有的传播模式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和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有传统载体的消亡。经历深度“磨合”之后，新的传播载体会与旧有载体形成一种共生性的结构关系，不同传播载体下的新闻报道模式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一齐推动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传播活动的变革与演化。

　　技术驱动语境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从“（传统）新闻业时代”向“后新闻业时代”的转换[12]，从主体角度来看，新闻活动的显著变化在于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性改变。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新闻传播载体的时代，制作新闻、从事新闻报道的是专业化的新闻媒体，新闻生产作为一种兼具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的权力和资源被牢牢掌握在职业性的新闻机构手中。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机制下，“消费者的需求动机得以扩展，参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意愿性以及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制作和传播的可能性均大为提高”[13]。这意味着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其他类型的传播主体也参与到新闻生产活动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组成的“三元”共在性主体结构[14]，从更简化的意义上讲，在大众新闻传播视野中，可以说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主体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主体的二元化结构。在此语境下，新闻生产活动分化为职业新闻生产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两种基本形态，并且产生了一种职业新闻生产越来越多地吸纳、汲取非职业新闻生产元素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专业度不断提高、越发趋近职业新闻生产的融合性的方向特征。

　　从逻辑上看，产品的生成是任何生产行为的直接目的所在，所有生产行为均是围绕产品制造而展开的，因为只有生成了产品，才可投放市场，进而产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之形态、属性影响着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新兴媒介技术于新闻活动中的适用，所产生的最明显和直观的改变，就在于新闻产品形态的变化。传播技术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传播载体、媒介形态之特性，而囿于不同传播载体、媒介形态特性的限制与框定，新闻产品之形态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征。

　　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体，呈现信息的方式是二维的、静态的和平面的，受制于这种物理结构的特性，其所承载的产品形态是文字、图像等视觉化信息；广播则是声音性媒体，其呈现方式是一维的、动态的、时间性的，所承载的新闻产品是源源不断的、用以表意的声音性符号；集成了录音技术、摄像技术的电视可以捕捉动态的场景，将现实世界转化为兼具视觉和听觉的连续性、动态性视频，视频构成了电视呈现新闻的主要产品形态；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则将所有已知的包括文本、图像、声音、动画、视频在内的信息表现形态整合进统一的网页或APP页面中，这些信息表现形态的连接方式是灵活的，或以单一形态建构新闻产品，或基于特定的逻辑将不同的信息表现形态组合以形成复合性样态的新闻产品，某种意义上，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是以“自由”的、灵活的、多元化的、多感官结合的信息形态呈现出来的。

　　不同新闻产品形态的背后，潜含的是不同的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产品形态以结果的形式直观地、外在地体现着新闻生产方式。改革开放后新闻产品形态的历时性变化，是新闻生产方式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共存的直接反映与必然结果。

　　从本质上来讲，新闻生产工具本身便是技术的集中体现，任何现代新闻生产工具背后都隐藏着多种技术的身影。整体来看，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因素卷入新闻生产活动之中，新闻生产工具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越发重要。这种重要性的增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传播技术越来越发达，技术性工具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越来越普及，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新闻生产的直接工具。任何一则为我们所感知的新闻文本的背后，至少要包含信息采集、文本制作、送达终端等多个环节，随着媒介形态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工具在这些环节中的重要性越发明显。以信息采集为例，以报纸为代表的纸质媒体之信息采集主要是职业记者通过观察、采访、分析等方式实现的；广播、电视新闻信息的采集，已经逐渐运用了辅助性的机械工具，例如录音设备、摄像摄影设备等；而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在信息采集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不仅仅是极为重要的辅助性工具，甚至成了信息采集的直接主体，大数据技术、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不仅可以自动地、直观地记录和采集信息，而且可以以拟人的理性的方式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二是技术发展对便捷性的强调和各类电子技术的普及，使人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在技术哲学看来，技术是人之能力的延伸，技术不断发达的必然结果便在于，人们会对技术之便利性、强效果性形成惯性依赖。同样是文字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记者采访时往往是一个人、一支笔、一个本子就去“单枪匹马打天下”了；随着录音设备的普及，录音笔开始成为记者采访时所携带的选项之一；后来PC的流行以及人们打字技术的提升，笔记本的记录功能部分地为“电子笔记本”所取代；当手机集录音、拍照等功能于一体之后，功能完备又便携易带的手机成了记者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有工具走遍天下，无技术寸步难行”或许可以被视为对这种状态的最佳描述。

　　新闻生产资源，主要是指新闻生产者在制作新闻的过程中所运用到的资料和素材。从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把握的话，新闻可以被视为对外部世界动态的、及时的反映，人们借由新闻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因而，任何可以用来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均可以作为新闻生产的资源与素材。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资源的获取模式是特定的，依赖记者、编辑去发掘和开采，但受制于时空距离与人之认知能力的限制，新闻生产可利用的资源呈现出总量稀少、范围逼仄、类型有限的特征。新技术的涌现，不断开辟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新维度，打开人探索世界的新窗口，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通道越发宽阔。互联网技术将时空、主体勾连起来，世界被推向一个平台，聚成一个平面，任何此处或彼处的、共时性或异时性的文本皆可用作新闻文本生产的资源和素材；社交媒体的出现，令公民成为新闻活动中重要的新闻生产主体，公民生产的碎片化内容构成了职业新闻生产者重要的生产资源；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令分散于互联网世界的各种琐碎的、低价值的数据以及潜藏于丰富历史文本中的信息呈现出巨大的价值，这些在传统媒体时代被忽略的信息、文本成为新兴的且越发重要的新闻生产资源；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技术更是在客观事物与信息之间建立起转换机制，客观世界可以直接以信息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并在云存储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作用下展现出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技术使得客观事物本身成了信息源源不断的输出者，这些被输出的、用以表征世界的信息构成了新闻重要的生产资源。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业新闻生产活动可利用的资源不断增加，这种增加不仅仅表现在总量上呈现出几何式的、爆炸式的膨胀，而且也表现在可利用资源边界的向外扩张，种类的多元丰富以及资源获取方式的质性转变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中新闻生产主体亦存在重要的转变，在多种力量特别是技术与市场化的双重驱动下，这种转变显著地体现于机构层面和业务层面。

　　从机构层面来看，从事新闻生产活动的机构类型不断增多，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共存。改革开放之初，媒体多为政治服务型、宣传服务型的工具和手段，类型稀少，功能单一；随着媒介形态演变和行政管控的放松，市场力量和商业元素不断涌入，一些新兴的都市报、市场化报纸开始出现，一些传统的电台、电视台转变自身定位，开始“新闻立台”“娱乐立台”，新闻机构的类型初步呈现出多样化景观；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技术起家的网络公司开始涉足新闻领域，例如新浪、腾讯、网易、今日头条等综合性互联网公司，尽管在现行体制下，这些机构仍然没有重大政治社会新闻的现场采访权，但其在后期编辑制作、新闻策展等领域意义重大，毋庸置疑，这些机构已经成为新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新闻生产主体。

　　从业务层面来看，不论是综合性新闻机构还是深耕某一领域的专业性新闻机构，出于专业化和深度报道的考虑，其岗位设置均呈现出精细化的趋势和特征，除基础的采访写作技能之外，这种趋势对个体化的新闻生产者提出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性知识要求。与此同时，新闻机构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在不断加强，尤其是新闻采编部门、产品运营部门、技术研发部门之间的协同性日益提高。除此之外，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个体化的新闻生产者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不仅存在新闻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且还有来自技术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式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生产者，机器人写作、算法推荐机制某种程度上正在使个体化新闻生产者自身的价值受到某种挑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等内容”[15]。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新闻生产活动本身，故而主要分析当代中国新闻活动中的所有制关系及个体性的新闻生产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从性质上讲，中国新闻媒体属于事业单位，公有制是新闻媒体在所有制属性上的根本特征，随着传播形态的变化，新闻媒体的所有制构成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见的变化。尽管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领域，新闻媒体依然为国家所有，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任何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新闻媒体，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或直接隶属于国家机关，或必须有国家认定的主办单位和必要的上级主管部门，因而其所有制属性必然是单一的公有制。但是，在新媒体领域，民营资本无疑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百度、阿里、腾讯、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公司基本上属于私营经济的范畴，其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积极布局，对中国新闻业的整体结构已经形成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新闻业中的分配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媒体时代，记者、编辑等个体化的新闻生产者像公务员一样，其身份是典型的“铁饭碗”的象征，新闻领域中的分配方式主要遵循着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不少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股份制、公司化的经营管理模式，这一现象所伴生的是个体化新闻生产者与新闻机构关系模式的转换，灵活的、契约式的劳动关系逐渐取代稳定的劳动关系，市场取代体制的语境下，传统单一化的按劳分配方式被打破，形成了包括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

　　从总体上看，新闻领域生产关系的变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生产关系变动的一个方面，体现着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方式结构改革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和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新闻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因应了、迎合了新闻领域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与新闻生产力的发展一道，共同推动着我国新闻生产方式向前发展。

　　迄今为止，改革开放已有40年的历史，这40年弹指一挥间，但中国的新闻活动、传播形态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新闻生产的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新闻生产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与非职业新闻生产的二元化结构；从新闻业的角度看，职业新闻生产方式也在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发生了改变甚至变革。

　　梳理过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后，我们必然要回过头来，站在整体的、系统的视野上思索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发生如此巨大、深入变革的原因。一如前文一再强调的，技术是新闻生产方式变革至关重要的原因，新兴技术的不断涌入改变着传播形态，也改变着具体之新闻产品的形态，从而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新闻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新闻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子领域，其任何变动都有可能是社会其他领域变动的结果。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革发生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中，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整体变革所释放出的制度性活力、思想性活力是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的深层次原因，某种意义上，只有中国这一土壤存在着适合技术生存、技术适用、技术扩散的基本条件时，新闻生产方式的上述种种变革才有发生的可能。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批准号：18XNLG06）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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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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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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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6(1)：44-50.

　　[12]杨保军.“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的中国“新闻主义”[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5)：1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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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张宏伟.参与式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转向与变革[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1)：109-117.

　　[14]杨保军.“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J].新闻记者，2013(12)：32-41.

　　[15]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11(6)：3-9.

　　（杨保军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泓江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编者按：近期，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成为舆论热点。相比尚不熟悉互联网的老人，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应用操作的老年网民同样面临网络谣言、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等陷阱，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远低于年轻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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