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美国人，“中国通”库恩在20多年中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并力图在太平洋上架起一座中美友谊的桥梁。他见过不少中国领导人，真正接触后他发现，“这些领导人是很好沟通的，也是很好的聆听者”。

　　1989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想在中国做“星火计划”。他知道自己的好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治·科内斯基博士是位有名的科技园创立者，还是科技创新中心的推动者，便向他提出个要求，希望能推荐几位专家提供一些科技咨询，帮助中国发展科学事业。乔治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库恩。

　　于是，应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国家科委邀请的客人，接待规格非常高”。

　　首次中国之行，库恩只参加了一次高科技产品商品化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一场关于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报告。一年后，库恩再次应中国国家科委的邀请来到中国，为海南岛的发展战略提供建议。

　　此后，库恩百余次来到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科技部、原国家体改委、原国家经贸委、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资产重组、国际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钟情”于中国的原因：“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

　　库恩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中华大地上，从首都到边疆，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有朋友形容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和看大门的聊上几句，他也愿意。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时就像与合作多年的大老板一样亲密。”他自己却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去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我要尽快把这些记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都知道，还要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1998年，库恩出资150万美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有成果，也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00年9月，该片在美国全国公共电视网357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反响，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飘来。许多人对他们看到的中国非常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西装革履、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他们穿的不都是灰色服装或中山装吗？”“那些企业家，电话、手机同时接，和美国没什么区别，他们是不是你们雇来的演员在表演？”“有些地方怎么那么发达，是不是在美国拍的？”“企业破产，工人下岗，他们怎么敢随便发牢骚，那里不是没有吗？”该片因为用事实极大地修正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认识的偏差，被美国《》称为“最为生动介绍中国社会变化的节目”。

　　巧合的是，就在节目播出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接受了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讲述了自己接任时面对的各种压力，以及他的生活和经历。很多西方国家首脑对华莱士的犀利提问都有几分畏惧，却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节目在美国播出时，库恩和朋友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节目中对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而自己也许可以通过客观描写的一生，向世界展现20世纪中国的真实变迁。

　　这样浩大的工程，要做起来是很难的。幸而，库恩获得了宋健的全力支持。在宋健的引荐下，他与一些政府机构建立起了联系，从一些专家学者那里拿到权威的历史资料，并辗转与一些重要人物展开了对话。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的妹妹、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汪惠炯等人，都接受了他的采访，并向他讲述了不同时期的故事。库恩告诉每一个采访对象自己的采访意图，然后满怀激情地与他们聊天，再从庞杂的素材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故事……

　　库恩坦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仅仅在公开场合见过3次面。“1993年，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住在古巴国宾馆，当时，我也在那里。我站在走廊上，而他正好也走了出来。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2000年9月，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千禧年首脑峰会，他在一次招待会上第二次见到。3年后，库恩又在北京听了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尽管没采访到本人，库恩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看来，这本书只是传记而非自传，没必要非采访到本人。

　　为了完成这本书，库恩总是随身带着手提电脑，一有空就开始写作，从周一到周五，他常常工作至凌晨。每当他在吃完饭后一头钻进书房，妻子总会调侃他“又去见了”。整整4年，3次重写，5次编辑，库恩光资料就搜集了3000万字，第一稿70万字……

　　2005年，一本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万册，仅10多天就销售一空。为新书做巡回推广时，由于签名数量太多，库恩的手肘甚至有些劳损，“影响了打网球”。

　　《他改变了中国——传》的成功，让库恩有了进一步探寻中国整体形象的想法。他于是带着助手，开始走访中国40多个城市，进行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就是在这次调研过程中，2005年2月26日，库恩在浙江西子宾馆见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习向库恩介绍了浙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感谢库恩多年来从自己独到的角度研究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在中美两国之间搭起了文化的桥梁。

　　次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浙江，这一次，他的目的是了解“浙江模式”。虽然是不期而至，但习仍挤出时间与他见面。习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感激之意”。

　　库恩回忆说，习在那次谈话中强调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句老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一个月不来，半年不来，中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又补充说，‘但如果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又不会惊讶于它变化之快，因为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才走到这一步。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

　　让库恩印象最深的是，在谈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时，习提出，中国的情况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或用单一的方法来概括，并借用中国古代寓言“盲人摸象”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中国富裕的东部沿海比作大象的腿，而将中国广袤的西部比作大象宽阔的后背，认为‘象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必须全面地了解，要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对库恩来说，这样的比喻是新颖而有用的，这个说法，他到现在还记得。

　　2007年12月9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提议，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库恩知道，这次又说到他心坎上了。

　　库恩列出了一份庞大的采访名单，每次采访前，他会向被采访对象提供三四十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后者通常会选择其中的二三十个作答。采访结束后，库恩再根据采访录音进行整理，并对其中提及的年份、数字和事实进行核实。

　　在与100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并采访了诸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后，库恩用5个月时间完成了80万字的初稿。“我的家人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2008年12月，《中国30年》中文版在中国发行。第二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该书英文版在全球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这本书是唯一由外国人详细描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的书籍。

　　作为一个美国人，“中国通”库恩在20多年中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并力图在太平洋上架起一座中美友谊的桥梁。他见过不少中国领导人，真正接触后他发现，“这些领导人是很好沟通的，也是很好的聆听者”。

　　1989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想在中国做“星火计划”。他知道自己的好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乔治·科内斯基博士是位有名的科技园创立者，还是科技创新中心的推动者，便向他提出个要求，希望能推荐几位专家提供一些科技咨询，帮助中国发展科学事业。乔治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库恩。

　　于是，应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国家科委邀请的客人，接待规格非常高”。

　　首次中国之行，库恩只参加了一次高科技产品商品化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一场关于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报告。一年后，库恩再次应中国国家科委的邀请来到中国，为海南岛的发展战略提供建议。

　　此后，库恩百余次来到中国，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科技部、原国家体改委、原国家经贸委、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为有关部门的资产重组、国际发展战略，龙8long8中国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钟情”于中国的原因：“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我。”

　　库恩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中华大地上，从首都到边疆，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有朋友形容他：“到了中国就兴奋，哪怕是和看大门的聊上几句，他也愿意。在内蒙古，他和牧民相处时就像与合作多年的大老板一样亲密。”他自己却说：“中国变化太快了。我每次去都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我要尽快把这些记录下来，写出来，让所有美国人都知道，还要把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些经验和先进技术尽可能多地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

　　1998年，库恩出资150万美元，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其中有成果，也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000年9月，该片在美国全国公共电视网357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反响，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飘来。许多人对他们看到的中国非常惊讶：“怎么中国人现在也西装革履、打领带，而且和美国人穿得一样高档？他们穿的不都是灰色服装或中山装吗？”“那些企业家，电话、手机同时接，和美国没什么区别，他们是不是你们雇来的演员在表演？”“有些地方怎么那么发达，是不是在美国拍的？”“企业破产，工人下岗，他们怎么敢随便发牢骚，那里不是没有吗？”该片因为用事实极大地修正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认识的偏差，被美国《》称为“最为生动介绍中国社会变化的节目”。

　　巧合的是，就在节目播出前不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接受了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讲述了自己接任时面对的各种压力，以及他的生活和经历。很多西方国家首脑对华莱士的犀利提问都有几分畏惧，却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节目在美国播出时，库恩和朋友守在电视机前。看着看着，他突然意识到，节目中对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而自己也许可以通过客观描写的一生，向世界展现20世纪中国的真实变迁。

　　这样浩大的工程，要做起来是很难的。幸而，库恩获得了宋健的全力支持。在宋健的引荐下，他与一些政府机构建立起了联系，从一些专家学者那里拿到权威的历史资料，并辗转与一些重要人物展开了对话。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的妹妹、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汪惠炯等人，都接受了他的采访，并向他讲述了不同时期的故事。库恩告诉每一个采访对象自己的采访意图，然后满怀激情地与他们聊天，再从庞杂的素材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故事……

　　库恩坦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仅仅在公开场合见过3次面。“1993年，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住在古巴国宾馆，当时，我也在那里。我站在走廊上，而他正好也走了出来。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2000年9月，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千禧年首脑峰会，他在一次招待会上第二次见到。3年后，库恩又在北京听了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尽管没采访到本人，库恩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看来，这本书只是传记而非自传，没必要非采访到本人。

　　为了完成这本书，库恩总是随身带着手提电脑，一有空就开始写作，从周一到周五，他常常工作至凌晨。每当他在吃完饭后一头钻进书房，妻子总会调侃他“又去见了”。整整4年，3次重写，5次编辑，库恩光资料就搜集了3000万字，第一稿70万字……

　　2005年，一本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万册，仅10多天就销售一空。为新书做巡回推广时，由于签名数量太多，库恩的手肘甚至有些劳损，“影响了打网球”。

　　《他改变了中国——传》的成功，让库恩有了进一步探寻中国整体形象的想法。他于是带着助手，开始走访中国40多个城市，进行深入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就是在这次调研过程中，2005年2月26日，库恩在浙江西子宾馆见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习向库恩介绍了浙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感谢库恩多年来从自己独到的角度研究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在中美两国之间搭起了文化的桥梁。

　　次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浙江，这一次，他的目的是了解“浙江模式”。虽然是不期而至，但习仍挤出时间与他见面。习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感激之意”。

　　库恩回忆说，习在那次谈话中强调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句老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一个月不来，半年不来，中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又补充说，‘但如果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又不会惊讶于它变化之快，因为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才走到这一步。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

　　让库恩印象最深的是，在谈及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时，习提出，中国的情况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或用单一的方法来概括，并借用中国古代寓言“盲人摸象”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把中国富裕的东部沿海比作大象的腿，而将中国广袤的西部比作大象宽阔的后背，认为‘象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必须全面地了解，要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对库恩来说，这样的比喻是新颖而有用的，这个说法，他到现在还记得。

　　2007年12月9日，时任中宣部部长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提议，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库恩知道，这次又说到他心坎上了。

　　库恩列出了一份庞大的采访名单，每次采访前，他会向被采访对象提供三四十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后者通常会选择其中的二三十个作答。采访结束后，库恩再根据采访录音进行整理，并对其中提及的年份、数字和事实进行核实。

　　在与100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沟通交流，并采访了诸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后，库恩用5个月时间完成了80万字的初稿。“我的家人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2008年12月，《中国30年》中文版在中国发行。第二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该书英文版在全球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这本书是唯一由外国人详细描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