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话题，是高频词汇的底层逻辑。大家都同意，圆我们伟大的“中国梦”，需要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相比1978年，我们的物质技术基础已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进步；要持续地取得更广泛、扎实的进步，唯有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物质技术）基础的基石。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包括新型工业（新域），也包括新的“化”（动词。“化”是行动。没有“化”，再好的政策措施到最后仍然是稿纸和空话）。这个“化”，除了耳熟能详的科技赋能、本院唠唠叨叨的新型制和新型市场体制结合，大家认为，可能还得对一件事情，要有再认识。

　　如果从学理上深究，工业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范畴。朋友们担心的是，当下，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性服务业”（服务业的服务业）的天下，工业服务业相形见绌。资源、资金、资产转移到工业服务业，是产业结构形态提升的正常表现。如果过早、过快、过量地转移到了“服务业的服务业”，就有脱实向虚、虚高、虚胖、泡沫化的危险。当然，对这些转移的时、效、度的把握，是相当难的。

　　以上海为例。没人想过要把所有的工业服务业都“拢”在一亩三分地。譬如，机器设备铭牌等的设计、制作，早就“溢出”到周边。名片、店招、海报等，基本做不到“当天可取”。中低端的工业服务业，和中低端的工业一样，不可能在上海有规模性地扩张产能。但是，工业设计、专利保护、技术转移等，上海的优势似乎在“横盘”。其从业人员服务于上海属地的工业，似乎“钱”途有限。相当一部分人去了苏杭。那里新的工业领域的经营主体多，需求更大。还有一部分人，不再服务于工业企业，而是到金融机构“高就”，从事“合规审查”等业务，从白领变成了金领。含“金”量上去了，但是因为脱离一线，对产线、现场、岗位的感觉不那么实在了，更多是和书面材料、文字表述、法定流程打交道。

　　朋友戏称，穿西装的专家太多了，穿工装的“钻”家太少了，这就是脱实向虚。他问：在上海的“两业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谁更依赖谁？倾向性意见是，制造业对工业服务业的依赖在提升；而对高端服务业（如金融等）的依赖在下降；高端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依赖在提升。翻译一下：工业服务业不够强，掣肘了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上海先进制造业不够强，又掣肘了上海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朋友表示反对，他举了检验检测认证（TIC）产业的例子。全球的TIC理事会都到上海设代表处了（总部在布鲁塞尔。另外两个代表处在华盛顿和新德里），头部企业在上海扎堆。他的反对，马上被反对。反对他的人说，这些把基地设（base）在上海的TIC机构中，外企和民企的主要市场在沪外；国有的，则在上海“窝里转”；好玩的是，广东的TIC机构来沪，风生水起。

　　有人先抑后扬，说上海自己纵向比，“数实融合”程度不断攀升。但横向一比，吓一跳，融合程度大幅落后于北京和深圳。

　　还有人直言不讳，上海制造业，大企业不够大，小企业不够多、不够杂，迫切需要理出两张清单。一张是“工业不友好”的问题清单（有人补刀说，媒体中能“进”工厂、“写”工业的记者，屈指可数），长清单。另一张是促进工业从量到质大发展的政策清单，短清单。25%（GDP中工业增加值的占比）是否精确，很难评测，我们不能刻舟求剑。但是上海一定要有强大的“大工业”，强大的“大服务”。

　　然后聊到了关键招数。一是要保数量。没有量，质无从谈起。最后连服务业的量和质都会受影响。工业自身的问题，不能诿过到服务业发展太快上面。另外，质上去了，有定价权、定义权了，量自然上去。量和质，互为因果，水涨船高。二是控成本。工业综合成本优势，看怎么理解，见仁见智。离沪的工业企业，几乎都把成本原因挂嘴边。但是回归上海的工业企业，同样把（综合）成本作为决策依据。大家都呼吁把“空间成本”（地价、房价）控制住、“对冲”掉，但是务必把资源要素的可贸易性、便捷获得、就地组合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制度成本进一步缩减（营商环境）。对做工业而言，上海肯定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应该成为最便利的，最有想象力和可能性的。

　　而这些，都有赖于工业服务业优势的巩固和扩大。不是轻飘飘一句话而已。可能要“上纲上线”到重塑、重整、重构、重新定义的高度。我们要和重视企业总部的红利一样，重视工业企业流失局面的逆转，重视工业服务业的跃升（从还原论意义上的配套供应，到整体论意义上的价值链协同）。辩证地看待，理性地调整，有效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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