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变革、能源范式转变、市场需求变化等力量推动制造业向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目标、资源禀赋的变化以及国际科技、政治、经贸环境变化要求我国制造业加快升级步伐。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着力增强基于综合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基于生态体系的产业链掌控能力、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引领能力、基于关键要素的价值获取能力。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多头并进：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大研发投入，激发市场活力，打造产业集群，加强国际合作。

　　【作者简介】李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工业化与工业发展、全球生产网络、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主要著作有《产业组织的垂直分解与网络化》、《未来产业：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合著）、《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论文）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一组通用目的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推动国民经济各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科技变革、能源范式转变、市场需求变化等力量的推动下，制造业加速向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并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制造业向更高水平升级。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从中低端和发达国家从高端的双重挤压，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加剧、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暴露了我国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制造业升级的紧迫性。

　　按照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间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会不断改变。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制造业会向着技术水平、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领域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在当前科技变革、能源范式转变、市场需求变化等力量的推动下，制造业正在向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方向加速发展。

　　知识化。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科技持续创新以及生产活动的技术、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产业结构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的比重不断提高；从产业链构成看，知识密集型产业链环节的比重不断提高。制造业作为产品架构、生产过程最为复杂的国民经济领域，知识密集型特征尤其显著。制造业的知识不仅蕴含在物化的产品、专利和软件代码、生产工艺流程等显性知识之中，也蕴含在生产活动参与者个人的头脑、组织惯例等隐性知识之中。在全球产业分工高度深化的时代，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制造业的知识化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世界上的制造强国，其制造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制造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环节为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不断有新技术涌现，其中不乏颠覆性技术和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通用目的技术，这不仅会进一步推动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出现和快速发展，而且将使既有产业部门的知识密集度进一步提高。后发国家的制造业创新能力和技术、管理水平，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与制造强国存在较大差距，其制造业的知识化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数智化。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主要经济形态，近年来，数字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数字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蕴含着巨大的赋能力量。数字技术正在向数字经济之外的国民经济行业扩散、融合，使各个行业在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环境友好程度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数字化已经成为各行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是基础性的数字技术，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转型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将行业知识进行编码、复用，从而使生产活动自动化、智能化地进行。智能制造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2]即制造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系统拥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能力。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是全方位的，不是仅体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而是体现于企业内部的全领域、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处的全商业生态。[3]

　　低碳化。人类生产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积累，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气候变暖将会对人类生存的地球造成毁灭性后果，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世界主要国家签署了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许多国家制定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我国也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减排目标。制造业是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部门，2020年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在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为56.1%[4]，因此制造业的低碳化转型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任务。在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国际环境下，产业的碳排放水平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低碳竞争力成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低碳化一方面对制造业发展形成更大约束，另一方面也为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因此，制造业的低碳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个制造业部门需要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二是制造业需要为全社会的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包括为可再生能源、储能、碳捕获、碳存储等提供各种技术、生产设备和产品，由此低碳转型也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服务化。传统的制造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再加工，向社会提供各种物质产品。虽然为了实现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交付，制造企业也会从事一些服务性质的活动，但大多为采购、运输、安装、使用培训、维修等相对简单和基础性的服务，且在制造业活动中占比较低，甚至都不被计入销售收入而只是作为制造活动的辅助部分。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产品架构日趋复杂，用户掌握产品的应用、保养维护技能的难度越来越大，且其需求也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另一方面，制造企业也希望通过差异化增强竞争优势、拓展新的收入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基于制造产品的能力积累，向用户提供不断增多且模式日趋丰富的增值服务。制造业从以加工龙8long8中国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的组合转变，从一次性获得产品销售收入转向持续性获得服务收入。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制造企业在提供增值服务时摆脱了传统服务活动严重依赖人力、缺乏规模经济的制约，通过软件定义推动增值服务的产品化，使制造企业的增值服务实现规模化提供。服务型制造从基于能力的服务向基于数据的服务拓展，极大地丰富了服务型制造的模式，开拓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空间。[5]

　　需要看到，制造业的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或一个产业（产业链环节）往往同时具备多个发展趋势。例如，数字经济本身就是知识、技术和数据密集型的，数智化必然推动知识化；而知识密集型制造活动往往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和研发设计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些产业和环节具有附加值高、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强度低等特点，知识化会促进低碳化；制造业的服务化是与制造活动中的知识和数据积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服务化与知识化、数智化紧密相联。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位，且相对其他国家的规模优势不断加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8.19%，是美国的1.07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30.32%，是美国的1.95倍。[6]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持续改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与美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制造强国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中国制造业一方面需要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世界制造业知识化、数智化、低碳化、服务化的趋势进行转型升级。具体来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着力增强四种能力。

　　基于综合成本优势的制造能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机遇，通过发挥劳动年龄人口丰富、工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形成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最初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来逐步扩大到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消退，工资水平、土地价格持续上涨，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低价格优势正在被削弱。加之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大力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发达国家为了重构全球价值链，也在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这些国家转移，中国制造业的价格优势面临巨大挑战，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出现向这些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制造业的成本和价格不仅取决于工资、土地等要素价格，良好的基础设施、细致的产业分工、完善的产业配套、高素质的劳动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限制了它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最终的产品价格优势，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仍可保持价格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拥有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产品服务等方面仍具有较低的成本，因而在中高端产品中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7]总体来说，中国制造业应在尽可能保持劳动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价格优势的同时，形成更加综合的、体现在中高技术产品上的成本优势。

　　基于生态体系的产业链掌控能力。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决定了一个企业在产业链分工中的利润分配，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在全球生产格局中的地位。近年来，由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兼之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原则由原来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与安全并重，许多国家将产业链安全与韧性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产业链安全。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制造业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核心零部件、先进材料、高端装备、工业软件、尖端科学仪器等对进口依赖较为严重，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特别是美国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打压遏制等情况，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风险凸显，甚至一些高技术产业链由于被“卡脖子”而出现发展受到限制的局面。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链掌控力来源于本国重要产业以及这些产业所处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水平，这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生产企业、上下游供应商和服务商、研发机构、生产性服务企业等构成了一国的产业生态。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产业链安全风险加大的外部环境，我国制造业需要补足重要产业领域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通过提升产业自主可控水平、完善产业生态来保障产业链畅通和制造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引领能力。尽管仍与世界制造业领先技术水平存在差距，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创新能力不断攀升，正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通信设备、高铁、发电设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技术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整体上我国制造业正在由过去的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当前，在深入推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不断有新的颠覆性技术涌现、成熟、应用、扩散，进而催生新产品、新产业。在这些前沿技术及其所形成的未来产业领域，世界各国处于相似的起跑线上，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产业化实践等方面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前沿技术实现产业化，就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段，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尽管新技术催生的新产品与市场需求实现有效结合，产业规模开始放大，但是主导设计仍未确定，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在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国起步的相似性与产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8]。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而且要抢占今后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甚至可以通过在新兴赛道和重要产业链上建立领先优势而形成战略威慑，反过来增强产业链安全。因此，我国制造业需要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对新兴产业的引领能力。

　　基于关键要素的价值获取能力。生产要素是任何一个产业最上游的竞争条件，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前者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后者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高素质劳动力、大学和科研机构、技术、数据等[9]。初级生产要素是先天得来或只需要少量投资就能获得的，因此，供给一般非常丰富，这就导致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的溢价能力很弱，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而且当本国的资源禀赋发生改变或有更低成本的要素提供国家进入市场时，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就会丧失，依靠该种初级生产要素的产业也会萎缩甚至消亡。高级生产要素需要经过持续的投资、开发而获得，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取具有很高的门槛，能够提供充裕的高级生产要素的国家以及掌握高级生产要素的企业比较有限，因此，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要投入的企业溢价能力很强，增加值率和利润率较高。当前我国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0]。要实现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必须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即产业的增加值率和人均增加值应处于较高水平，由此才能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增加值率提升的基础是产业发展要从以初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以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也需要加快实现这一转变。随着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及相关领域数据的生产、传输、储存、交易、加工、利用等数据价值链全过程，通过对数据要素的开发和掌控，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价值链掌控力和价值获取能力。

　　综合考虑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制造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吸纳就业、支撑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多头并进，兼顾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大做强以及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增强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当前我国国内消费需求正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绿色、健康、安全、品质成为消费升级的方向，Z世代对国潮品牌的认可度大幅度提高，收入增长推动农村和低线城市消费者追求高性价比的升级型产品，国内产业升级也带来对中间投入品更高质量的要求。从国外看，发达国家是中高端消费市场的主体，且更加追求绿色、智能，工业转型升级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费市场高速增长。我国制造企业要根据国内外需求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二是积极应对生产成本上涨。一方面，抓住数字技术不断成熟且向制造业扩散应用的机会，大力实施“机器人﹢”“智能﹢”行动，加快机器人化生产装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与环节的应用，通过机器替代人工，抵消工资上涨对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发挥我国大国经济所具备的地区间要素禀赋异质性大的特点，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从东部地区向工资、土地等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尽可能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成本竞争力。三是推动产品向中高品质升级。低端制成品的利润率低，对工资等要素成本更加敏感。随着国内成本上涨，我国低端制成品越来越难以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竞争，因此，需要通过改进产品设计、优化生产工艺、加强营销传播，生产和销售质量更优、品牌影响更大的中高端产品，在应对我国生产成本上涨的同时也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形成差异化竞争。四是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制造业是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国际生态理念和经贸规则的变化。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化体现在从研发设计到产品应用的全价值链过程，要积极通过采用新的设计、优化工艺流程、调整能源结构等方式，协同推动绿色化与数字化双转型，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做优。高技术产业是制造业中增速最快的部门，在我国制造业结构中的比重呈不断提高趋势，但与制造强国还存在技术水平和结构上的差距，因此，制造业升级既要做大高技术产业规模，又要增强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其发展质量。促进高技术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扩大中间产品的供给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终端产品上，尽管中间产品的相关技术水平不断增强、自给率不断提高，但由于对进口高技术中间产品的依赖度仍然较高，中间产品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断点环节。要通过加大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研究的投入，培育壮大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隐性冠军企业。一方面，要尽快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中间产品生产，畅通产业链循环；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企业要拿出“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精神，通过持续的努力向技术含量、附加价值更高的中间产品领域攀升。二是提高终端产品的技术水平。我国许多高技术终端产品已经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但其中一些产品在技术性能、稳定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尚存差距，用户接受度低、市场占有率低、产品利润率低，也是我国产业链的卡点和薄弱环节。需要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全面增强终端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应用开发等方面能力，全方位提升产品性能，使这些高技术产品进入“从1到N”的阶段。三是增强复杂产品的集成能力。许多高科技制成品表现出产品架构、生产流程方面的复杂性，而且随着分工细化、生产迂回程度提高，制造业复杂度有不断提升的趋势。产品复杂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集成各种零部件和原材料。推动复杂产品系统产业的发展，需要提高产品架构的开发设计能力，并依托先进的技术、巨大的市场，加强对全球供应链中原材料、零部件等供应商的吸引，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我国制造业升级，不仅要补短板，还要锻长板，不仅要“有中培优”，还要“无中生有”。作为后发国家，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赶超机遇，通过在新科技、新产业有所作为，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是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技术、新产品已经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的产业，但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技术路线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在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等方面拥有优势。[11]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有利于技术突破，超大产业规模能够容纳多条技术路线进行竞争，超大市场有利于支撑技术的迭代升级，齐全的产业门类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和成本降低。要大力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中市场前景好、增长速度快的细分市场做大规模、提升水平。二是前瞻谋划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突破所推动、已经实现工程化但尚未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的新兴产业，不确定性更高但潜力更大。应综合技术发展阶段和应用前景进行研判，选择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景巨大的、具有基础性影响的领域进行前瞻布局，通过在研发投入、应用场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未来产业的形成及其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化。

　　推动制造业升级既要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又要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是面对不确定性高的产业领域，越需要发挥市场主体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能动性。具体来说，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应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系统观念。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条、块政策会产生叠加作用，这些政策措施可能形成推动产业升级的合力，也可能相互抵消，甚至对产业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国家和地方各种政策的制定要坚持系统观念，围绕全局和长远目标、主要矛盾协同发力。产业政策的制定要注意与宏观政策、科技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环保政策、投资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协调，形成推动产业升级的合力。

　　二是加大研发投入。围绕产业升级的方向，特别是补短板和锻长板两大领域，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研发组织的优化和创新，进一步提高研发资金的产出效率和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公益捐赠所得税抵扣、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企业家和个人增加向大学科研机构的捐赠，支持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建立开源社区和创新联盟，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三是激发市场活力。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发挥国有企业在“卡脖子”技术领域攻坚克难、生产和提供战略物资、在先进制造领域的大规模生产等方面的优势。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不确定性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发挥由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多形成的在技术路线、应用场景探索中的试错优势。

　　四是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配套水平、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要推动区域之间、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在制造业不同产业以及产业链不同环节形成差异化优势，从而深化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在同一区域、同一城市内，促进同类产业及其上下游环节向专业化园区集中，由此形成由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世界级产业集群、若干国家级产业集群以及大量地方特色产业集群构成的多层次产业集群体系。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我国制造业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国际投资投向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研发中心等领域。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积极与全球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充分利用全球人才、技术等各种高端生产要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AZD12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

　　[3]李晓华：《制造业的数实融合：表现、机制与对策》，《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5期。

　　[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表9-9数据计算得出。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2）》，。

　　[5]李晓华：《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改革》，2021年第10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2期。

　　[9]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70～73页。

　　[10]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